现在5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会对“文革”期间曾经风靡全国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记忆犹新，那“洋为中用”的艺术形式一度开创了钢琴的革命时代。我国著名钢琴家，《红灯记》演奏者殷承宗的口述文章，回忆了他所经历的钢琴“革命”。
从“大跃进”开始，就有一种论调，叫“亡琴论”，说钢琴是西洋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工人阶级不喜欢，不能为革命服务，应该砸烂。加上学钢琴的人大多有点“洋”背景，出身不好，钢琴更是难有抬头之日。
1966年“文革”开始后，“亡琴论”再一次总爆发。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的钢琴都被砸了，或者被没收，集中锁在某一地方。当时北京一些教堂里，钢琴堆积如山。我很不服气，那时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是，一定要证明中国的老百姓仍然需要钢琴，钢琴还是可以为这个时代服务的。
那时北京有很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街上唱歌、跳舞，我也想抬架钢琴出来演出。因为1967年5月23日，中央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大会”，我想尽量在“5·23”之前搜集些“革命群众”的意见，在这个大会之前能把意见传上去。我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决定把“舞台”放到天安门。那天，卡车拉着钢琴走到南池子附近就不许继续前进，于是我们4个人抬着钢琴，一直抬到金水桥边开始演奏。那时候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怕。
第一天就一两百人看。因为我得奖时《人民日报》还发表过社论，标题是《殷承宗的手》，说我先天条件不好，但如何刻苦等，所以北京还有一些人知道我，一些高校学生听说我要演出，也跑来看。
第一天我弹了《农村新歌》和一些革命歌曲，然后让工农兵群众随便点歌，有点毛主席语录歌的，有点《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有点《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等等，我还边弹边唱。当时有位观众提出，能不能用钢琴弹段京剧。我开始想，这怎么可能呢？京剧那么复杂，唱念做打，单单是伴奏的打击乐，那也不是一个钢琴就能拿下来的。但既然大家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乐《沙家浜》，我对这个剧的曲调比较熟悉，凭记忆回去后连夜写了《沙家浜》沙奶奶斥敌那一段。第2天找了个会唱的人，到天安门又弹又唱，效果不错。到了第3天，观众已经有上千了，现场反应很热烈，几天后给乐团的信也多得不得了。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是一次“革命行动”。这段时间我们抬着钢琴，架个麦克风，到北京街头、工厂，到处演出。从周围的热烈反馈中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中国人需要钢琴。于是，写了很多材料递上去，上面传话来，希望我们能搞些创作。
于是我就找了一拨清华大学的学生，到中央广播乐团搞创作，准备国庆演出。清华的学生很会写词，我和他们讨论写什么，最后决定写红卫兵题材的，歌颂红卫兵嘛。我们写了一个很长的钢琴交响诗，叫《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有钢琴，有唱的，而且是京剧曲调写成的，乱七八糟大杂烩。唱歌部分找来歌唱家邓玉华，但邓玉华不怎么懂京剧，我们把刘长瑜找来辅导她。在准备的那场演出中，《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作为重头戏，放在下半场，前半场的节目有刘长瑜唱的京剧，我想试着用钢琴为她伴奏，于是晚上我连夜写了《红灯记》的前3段，第2天找刘长瑜来合，觉得效果不错。
1967年国庆节，我们在民族文化宫演出，结果那一台节目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来，就这个钢琴伴唱《红灯记》轰动得不得了，我还写了一个京剧《咏梅》，现场就炸了。大家觉得形式很新颖，艺术质量也比较高。无论京剧还是钢琴，都非常正宗。“中唱”的一个编辑听了，他们也在找节目，就决定给这个节目录音。
1968年6月30日深夜，我被突然告知，我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将作为建党47周年的特别献礼在全国广播。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洋为中用”的新艺术形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毛泽东、林彪等都出席了。第2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特大字号通栏报道了这条新闻，“新闻联播”都报了这条消息。那时钢琴已被禁锢多年，大家突然在“新闻联播”里听到了钢琴声，都兴奋得不得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兴奋地上天安门广场贴标语，庆祝钢琴重新获得新生。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映，一时全国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