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名师学西洋乐理 能弹能唱名气大增
1919年，21岁的吕文成加入上海的“中华音乐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这是一个以研究音乐、陶冶性灵、提倡美感教育、养成高尚人格为宗旨的社团。热爱音乐的吕文成，对生活怀着满腔的热情，对音乐的热爱，更是令他在这个组织里找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音乐人。他们一起切磋技艺，一起交流对音乐的感想，彼此都在这个社团当中得到了新的成长和提升。而吕文成，更是积极主动，很快就成为“中华音乐会”的沪乐科干事，同时，他还兼任上海精武体育会音乐部教员，并以指导的身份参加了由上海铁路职工组织的“俭德储蓄会”粤乐队的活动，深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还有，吕文成曾向留美返沪的造船工程师、小提琴演奏家和制作家司徒梦岩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乐理，并与后来成为粤乐名家的尹自重以及何大傻、杨汝城（吕文成的弟弟）等常聚在一起弹唱、研习粤曲。他演奏扬琴和二胡，且能自弹自唱，以男唱女声的声调，唱女角的子喉，吐字清晰，音韵柔和，圆润悠扬，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吕文成是当时享誉曲坛的子喉唱家，他将京剧、江南丝竹等剧种唱腔的精华巧妙地融入粤曲的行腔之中，既有粤曲传统的特色，又有超凡脱俗的乐韵，令观众大感新奇。他演唱的《燕子楼》、《潇湘夜雨》等已成为名曲名腔，更是初学者的唱腔教材。另外，吕文成还是将广东音乐小曲吸收到粤曲唱腔的先驱，他更截取小曲的某些乐段与粤剧的曲牌和谐地衔接起来，创造出新的粤曲唱腔结构，这种标新立异的粤曲唱腔设计手法，极大地丰富了粤曲唱腔，亦大大地提高了演艺水平。
20世纪20年代前后，吕文成在上海就蜚声乐坛。这个时期，吕文成把大量自弹自唱的作品录制成唱片，大范围发行，他设计的“新腔”，为粤剧清唱打开了一条新路子，从而广泛流行，更催生了上海、香港、广州等大城市的粤乐创作热潮。另外，那个年代的精武会在巡回武术表演时，很多时候会加插粤乐，于是，北京、天津、武汉等地也涌现出一批粤乐的听众。吕文成殚精竭虑创作和灌录了大量广东音乐唱片，为粤乐的流行推波助澜，吕文成的影响力大面积展现。当时的名记黎紫君这样写道：“二十年代他（吕文成）在上海音乐社个人表演扬琴独奏《梅花三弄》、《小桃红》两阕，听众们如痴如醉，为广东人在异地吐气扬眉，尤其对广东音乐的演奏佳妙得到知音人士优良评价，至今传诵不衰……除以扬琴独奏《柳娘三醉》之外，都以异军突起姿态。二胡独奏《双声恨》、《昭君怨》一曲将终，掌声响彻全场。”
1925年，香港钟声慈善社请吕文成到香港参加义演以赈东江灾民，吕文成当日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说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吕文成在那个年代的受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吕文成在圈内名气大增，而上述各类音乐的熏陶，更成为他进行全新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从广东中山的一个小村庄出发，一脚踏进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吕文成动荡而艰辛的生命旅程，为他音乐人生写下了注脚。广东，是他粤乐梦想的发源地，而上海，则让勤奋的他圆了自己的这个梦，并因此收获了之前从未设想过的名气。
定居香港创制高胡 “二胡博士”声名在外
1932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为远离日本人，吕文成告别上海定居香港，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唱片灌制、音乐创作生涯。在这一时期，他首创了“高胡”，令广东音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吕文成的音乐人生，在香港大放异彩。
20世纪30年代，作为演奏家的吕文成做了一次大胆的改革，因为经常演奏二胡而发现该乐器音域太窄从而限制了乐曲的表现力，而小提琴宽广的音域则令他相当沉醉。于是，他将小提琴移把奏高音的技巧移到二胡上，这样，二胡的音域迅速拓宽，如同伸长了的脖子，发出高出一大截的声音，令吕文成大喜过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