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首位摇滚明星，为Thin Lizzy乐队、the Boomtown Rats乐队以及U2乐队开辟先路的人，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卖出了14，000，000张唱片的人，在BBC组织的民意测验中打败了正值巅峰的Clapton的人，Rory Gallagher不仅得到了尊敬，而且由于他的温柔和高尚，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爱戴。在那些不了解他刻意隐藏的个人生活的人们看来，他似乎还能够再做30年音乐。作为一个被低估的词曲创作者，他有可能成为革新他认为正需要改变的布鲁斯音乐的动力。但是，他死了，在许多布鲁斯音乐家的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年龄。Gallagher的职业生涯，在他还是青少年时，便自信满满地开始了。先是在Cork的Fontana Showband（在他的家人从他的出生地Donegal搬到Cork以后），然后是与三人组Taste的两个伙伴，随着70年代音乐市场由偏向根源音乐向80年代的风格多元化转变，他的音乐生涯遇到了瓶颈。虽然他最好的一部分音乐是在那个时期做出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加剧了他的焦虑与抑郁，促使他更为发奋，让这个本已很脆弱的人接受了所谓的快速康复疗法。他的弟弟认为，正是由于听信庸医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是那么得拼命，这是我一直忧心的。因为觉得时间紧迫，他觉得有医生开的药，事情就会解决。在这件事上，他太大意了。”首次谈起哥哥的死因时，Donal说。他说的与猫王经历的十分相似。“人们本应该更好地照顾Rory的……”。
在其光辉炫目的天赋之外，Rory过着孤独的生活：以他的独立自主，他的固执己见，以及他那令人惊讶的害羞。“台上的他和台下的他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人，”Donal说，“我记得clapton在一次美国巡演的途中跟我说，Rory是多么的沉默，这个人在舞台上兴高采烈，在舞台下却深陷于自我和如此内向，真是怪事。Brenden O’neil，Rory在1981至1991年间的鼓手，回忆说：“他时常陷入深沉的思考中。他阅读广泛，沉迷侦探小说，我认为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喜欢隐藏自己，从不轻易亮出底牌，在人们洞悉其想法之前便付诸实施。”
这种塑造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非凡的主见和极度的敏感，在他11岁时便显露出来。9岁得到人生第一把吉他并自学演奏，11岁便寻找观众娱乐他们。后来又与人比拼吉他技艺。在一次类似的比赛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他就读于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期间，一次他表演Cliff Richard的名曲“Livin’ Doll”时，一群孩子粗鲁地嘲笑了他。据Donal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和持久，使他埋头不与人说话。“有Rory这样一个人做大哥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意识到自己要干什么。”他说，“他是那种带着使命感的人。要么你无条件地支持他，要么他对你毫无兴趣。没有任何折衷和妥协。”
Rory惊人的天赋很快便得到了母亲的注意，并全力支持他那“稚嫩”的事业。15岁加入showband后，母亲安排他从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理解他是一名正在工作的音乐家，并不抱怨他的迟到。整个青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工作，先是在Munster的showband圈子，不久便在Belfast有了一批追随者，当时那里的莫西节拍式音乐（Beat-music）方兴未艾。结果是，他没有给自己长大的机会。“他没有被社会化”，Donal说，“他只是不感兴趣。他在派对和舞会上表演，而且从不会搞混。我不是太了解他做事的动力。他想的是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而不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青春期。”
他把Fontana Showband转变成一个节奏布鲁斯乐队，更名为“Impact”，但他很快便超越了乐队其他人，离开乐队另外召集了人马，这就是“Taste”。Gallagher在录音室的工作方式——这后来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未给taste的两位伙伴造成很大困扰。1966至1970年，他一直担任乐队领袖。紧张的预算，容不得丝毫的纠结和犹豫，而这两点正是他晚期职业生涯的特征。对于taste在英国如何发展，Gallagher有着清晰的构想。但他与同样固执的乐队经理的不和，最终导致了乐队的解散。由于沮丧，他一度打算彻底放弃音乐，但被Led Zeppelin的经理Peter Grant拉回到工作中，他施加了很多帮助。Gallagher决定退出领导职位，由弟弟——曾担任taste乐队的巡演经理——接任Gallagher新成立的三人组的经理，后来便一直担任下去。“我打理他的事物，但从不表示会给他规定方向。”Donel说，“没有人这样做。他不是那种与人讨论乐队政策的人。他就是老板，事情就这样定了。我也确实试着让他对自己施加一些限制。但他从不学习如何授权，这造成了问题，尤其是在录音室里。我坚持认为，他做的只是一份工作，但他从不这样看。在生理上，他似乎能够忍受这种工作强度，但我总是担心，他的工作会不会对他的情感也有影响。这种担心从taste时期便开始了。”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整个70年代的确如此，Gallagher不仅多产而且成功——他这种自虐式的工作方式被他十足的干劲维持着。“70年代早期到中期是最好的时期，”Gerry McAvoy，与Gallagher合作了20年的贝斯手说，“那时候工作很有趣，因为它本质上很新鲜，而且我们都还年轻。Rory百分之百地卖给了音乐，它统治了他的生活，甚至到了伤害他的程度。在成为心头最爱的同时，它也几乎成了一种困扰。”
但是当Rory的职业发展势头放慢，失眠和恐飞症等各种问题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分量。“Rory是一个表演者、制作人、一定意义上的乐队经理，以及创作者。”Donal说，“体力上的透支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再加上发表唱片的压力，还有媒体的忽视。他退回自己的个人世界，不再进行那么多的表演，购买那么多专辑。”“当他不在路上，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这使他沮丧和迷茫。他没有放松和减压的能力，甚至在回到爱尔兰后，他还是感觉不自在。他觉得人们是多变的，不再喜欢他了。”
Gallagher也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缺少平衡：他有朋友，但是关系都不持久。身边的亲朋好友希望他遇上一个能让自己开心的人儿，但这从未发生。他从工作中获得了满足，但貌似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能给他带来欢乐。“甚至在1992年都柏林的最后一次表演中，那时我看到过的最棒的演出之一，他也只是安静地满足着，而不是特别的欢乐。”Doanl说。
正是在这次都柏林之旅中，以一种不常见的毫无防备的方式，这位吉他手谈到了自己的苦衷：“我年轻时的梦想，至今皆已实现，比多数人期望得到的多得多，对于多数人来说应该知足了，我应该感到快乐。”
关于Rory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上面已说了不少。连他最亲密的人，他唯一的兄弟，对他经历的痛苦，也知之甚少。“他的所有感受，无论好坏，都被他隐藏起来。”Donal说，“我不能说我们私下里有过深入的交谈，我们之间说的不多，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 “我得说他非常孤独，但这又很难看出来，因为他是如此沉默。他极其忧郁。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他都不曾满意。”
Gallagher的抑郁症，在1987年制作专辑《捍卫者》（defender）时，突然加重了。他后来说，有几天晚上在录音室的时候，一些不好的甚至恐怖的事情被他碰上了。他放弃了标志性的条纹衬衫，改穿朴素的深色衣服。慢慢地，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体重也不时暴涨。体液潴留的症状由于类固醇治疗和后来混合服用医生开的处方药而恶化了。键盘手Lou Martin，曾在70年代与Rory一起演奏，回忆说：“最后几年，他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我去看望他时，发现他脖子周围肥大，整个人看起来浮肿。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Cork的一场演唱会。他看上去不错。他远离威士忌，戒掉了豪饮的习惯和果酒。”
Donal Gallagher在1994年（Gallagher去世前一年）中期，对哥哥的健康状况变得十分警惕。“我感觉他正在逐渐放弃。体力的透支导致了精神的耗尽。事后看来，这个可怜的人经历了一连串的神经失常，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当我意识到事态变得有多严重以后，我估计出去工作对他来说会更好。自从他在伦敦巡演途中退出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压力下，努力创作新音乐，这反而是对创作无益的。”
“再次上路便是Rory的自然疗法。尽力做到最好，激活肾上腺素，有效使用精力。但这又是一个悖论。让他恢复的方式，又通过耗费他的体力，让他变得更糟。”
1994年后半年的巡演之后，Rory的健康状况在1995年初的两个月又急剧恶化。1月底荷兰的短暂巡演，由于他的病情被迫中途取消。“事后看来，当他开始有腹痛症状时，很可能就是他肝脏出现问题的先兆。医生给他开了扑热息痛。当肝脏受损时，这种药会对肝脏带来更大的伤害。真希望当时医生多给他检查几次。”
1995年3月，Gallagher获准转到伦敦的国王大学医院。直到那时，他的病情发展才被真正搞清楚：他的肝功能衰竭，需要进行移植手术。
“直到那时，他才得到真正需要的医疗护理。”Donal说，“主刀的外科医生十分吃惊，这么年轻就需要换肝。肝脏损伤由于饮酒而加重了，尽管Rory并没有传说的那样豪饮。”
在重症监护病房呆了13周后，Gallagher正等着被转到一个疗养院。这时他感染了传染病。“我绝不相信他会死，”Donal说，“或者说我不想他死。最后他的状况急转直下，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他们为他注射了大剂量抗生素，但这无济于事。” “事后看来，我真应该做些跟当初不一样的事情。但我并不自责。你无法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Rory就是一根筋，他不会为任何人改变。”
Rory Gallagher从始至终都是固执的。固执、自行其是，听不进建议，甚至是来自打理其事务的亲弟弟Donal的建议。那种促使他成为颇有名望的音乐家，以及世界顶尖布鲁斯吉他手之一的品质，同样也是促使他过早去世的品质。他死于三年前，1995年6月14日，享年4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