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托罗波维奇（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1927——2007），俄罗斯杰出的大提琴家、指挥家，出生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一个音乐家庭，幼年从父母学习大提琴和钢琴，4岁学弹钢琴，七岁随父亲学琴，1940年13岁时首次作为大提琴家举办音乐会。1943年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大提琴和作曲。二十岁获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1950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大提琴比赛中再次获得第一名，起常到国外演出，赢得世界声誉。1956年起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64年被授予前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1968年首次以指挥家身份在莫斯科大剧院指挥柴可夫斯基的《叶普根尼·奥涅金》。他的演奏音色浓郁、雄浑，极富于戏剧性的表现力，技术炉火纯青，任何难题都不在话下，几乎为所有大提琴保留曲目都录了音。既能为妻子维谢尼甫斯卡娅的独唱弹伴奏，也能指挥歌剧和交响乐的演出，而且还写了许多室内乐作品。1970年10月31日，他写信给《真理报》声援被流放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而被禁止演出。年他带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苏联，后定居美国。1978年他们被剥夺苏联苏联国籍。1990年1月被恢复俄罗斯国籍。
1991年8月19日他只身飞往莫斯科支持叶利钦，他作为示威者在直面苏联克格勃总部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举办了声援音乐会。在一张背景为杜马大厦的著名照片上，他同民众走在一起，手里拿的不是大提琴而是一把来复枪。作曲家格利埃尔、米亚斯科夫斯基、S.S.普罗科菲耶夫、D.D.肖斯塔科维奇、A.N.哈恰图良等都为他写了大提琴乐曲。他一生荣誉无数。他是大英帝国荣誉骑士勋章、法国文化与艺术十字勋章、希腊凤凰勋章、联邦德国优异服务大十字勋章获得者。
罗斯特罗波维奇于2007年4月27日下午在莫斯科一所诊所内逝世。4月29日被安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墓地。
罗斯特罗波维奇祖上源自波兰和立陶宛，姓氏曾经是罗斯特罗波维丘斯（Rostropovichyus）。斯拉瓦出自音乐世家，父亲列奥波德·罗斯特罗波维奇就是位出色的大提琴家，生于1892年，1910年以金质奖章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很早就开始演出、教学生涯。1911年在巴黎，列奥波德还在著名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门下上过课，随后在俄国国内各地巡演，1914-1916年还常去阿塞拜疆的巴库演出。在奥伦堡，列奥波德爱上了女钢琴家索菲亚·费多托娃，很快他们成为夫妻——这样，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摇篮准备好了。
1925年，应阿塞拜疆近代音乐之父加吉贝科夫（Gadzhibekov/Hajibeyov 以前我曾译为哈季别约夫）的邀请，列奥波德携全家再次来到巴库，夫妇一同任教于阿塞拜疆音乐学院。列奥波德在巴库不仅教授大提琴，还自己创作了4部大提琴与钢琴协奏曲、弦乐四重奏等作品。他的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位是后来成为阿塞拜疆大作曲家的杰纳里（Zeynally）。
1927年3月27日，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降生在这个天才音乐家的摇篮中，人称“斯拉瓦”（Slava）——巴库至少还诞生过一位旷世天才——生于1908年的苏联大物理学家、196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据说索菲亚怀斯拉瓦的时间较长，母亲的说法是给儿子更多的时间长手和手指，斯拉瓦的说法是这让他的外貌变得丑陋……
斯拉瓦从没有忘记故乡，六、七十年代来巴库时特意找到了当年出生的故居，每次来都给邻居们买糖果，现在那二层小楼成了罗斯特罗波维奇博物馆，那条街和一所初等音乐学校也以罗斯特罗波维奇命名。晚年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常来巴库开办大师班，还带来了大笔医疗资助——阿塞拜疆4-7%的人口携带乙肝病毒。
注定被熏陶为音乐天才的斯拉瓦很早就掌握了基本钢琴技巧，4岁就写出一首钢琴小品《波尔卡》，多年后斯拉瓦的钢琴伴奏还给了妻子一个惊喜——现在他的作品第5号《幽默曲》成为今年第13届柴科夫斯基大赛大提琴比赛的备选曲目。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音乐教育，1931年秋天父亲决定返回莫斯科，并使他放弃母业转承父业，1934年起先后在莫斯科格涅辛音乐学校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音乐学校学习大提琴。据说小斯拉瓦很调皮也不用功，“他常在父母要出门的时候，摆出要苦练一番的样子。父母一消失，小斯拉瓦就开始从事他最心爱的消遣：呆呆地看窗外瞎想。等父母回来，看到小斯拉瓦练得两眼发直！于是，母亲会心疼地说：‘斯拉瓦，别练了，来吃块糖吧。’”（novich译）不过天才是挡不住的，1940年13岁的斯拉瓦首次登台，在疗养胜地斯拉维扬斯克演奏了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
战争爆发后全家移居奥伦堡，1942年父亲不幸去世，斯拉瓦为了生计开始在奥伦堡音乐学校教学——而学生都比他大——并常在医院为伤员演出。一次跟小剧院5位演员一起巡演途中，车厢里没有暖气，每人发一条毯子，即便如此小斯拉瓦仍然全身冻僵，而到凌晨却感觉很暖和，发现身上盖着6条毯子。“不管我现在表演多少场，不管我努力做多少善事，但当时冻僵了的演员们奉献给我的这五条毯子所蕴含的俄罗斯恩情我永远都感激不尽。”（罗斯特罗波维奇）
父亲临终前不忘给当年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同学、已成为著名大提琴教育家的科佐卢波夫留下遗言，把斯拉瓦托付给这位老同窗学习琴艺。1943年，罗斯特罗波维奇一家终于等来了莫斯科的救助通知，斯拉瓦去莫斯科音乐学院科佐卢波夫班上就学，而他的姐姐维罗尼卡则去科佐卢波夫女儿的班上学小提琴。
按格日迈洛的话说，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是“最崇高的、‘残存的’音乐文化和人文文化一片真正的保护区，那是一种伦理上包罗万象的文化，它奇迹般地在莫斯科——苏联首都存留下来，在战争、革命、镇压和思想专政的血腥年代里幸免于难”。那时俄国深厚的音乐传统和苏联优厚的国家待遇完美结合在一起，音乐学院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上有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米亚斯科夫斯基、谢巴林、肖斯塔科维奇、涅高兹、奥伯林、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大师任教，下有斯维亚托斯拉夫·特奥菲洛维奇·里赫特、罗斯特罗波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鲍里斯·柴科夫斯基、埃什帕伊、巴赫姆托娃等一大批天才学生，他们奠定了苏联音乐此后的鼎盛。
罗斯特罗波维奇在音乐学院里如鱼得水，不仅学大提琴游刃有余，还在肖斯塔科维奇班上学作曲。据说他从二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1946年毕业时名字被刻在金榜上，此后边进修边演出，1949年、1950年分别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大提琴比赛上与另一位较早出道的大提琴天才沙夫兰（Shafran）并列获得一等奖。但此后斯拉瓦的魅力让沙夫兰望尘莫及。
20世纪以前古典音乐中的大提琴一直在钢琴和小提琴的光环下，只有巴赫、海顿、舒曼、圣桑、德沃夏克等人为数不多的大提琴作品，俄国也只有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等人屈指可数的几部。到了20世纪，钢琴和小提琴传统的创作空间渐趋饱和，在原生音乐素材丰富、古典音乐功底深厚的苏联，大提琴音乐酝酿着一次质的飞跃。30年代普罗科菲耶夫就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1944年米亚斯科夫斯基为克努舍维茨基（Knushevitsky）创作了大提琴协奏曲。早在1946年作为父亲老友的格里埃尔就把自己的大提琴协奏曲题献给不到20岁的斯拉瓦，不久米亚斯科夫斯基也为他写了激动人心的第二大提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在音乐学院一次考试中听到斯拉瓦演奏这首奏鸣曲后，直至去世相继为他谱写了大提琴奏鸣曲、大提琴与乐队交响协奏曲（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小协奏曲。而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都是格里埃尔早期的得意门生。
1948年斯大林极权体制的惯性最后一次爆发了红色恐怖，虽然暂时扼杀了苏联音乐界的活力——那些人被罗斯特罗波维奇后来咬牙切齿地称作“狗娘养的”——但幸好已到强弩之末，不久肖斯塔科维奇就小心翼翼地拿出《24首前奏曲与赋格》。斯拉瓦也在1950年3月1日、1952年2月18日勇敢地首演了普罗科菲耶夫写给自己的大提琴奏鸣曲和交响协奏曲，交响协奏曲的指挥居然是钢琴大师里赫特。大提琴小协奏曲后来由斯拉瓦和卡巴列夫斯基修订完成后也由他首演。
普罗科菲耶夫与斯拉瓦的交往也成为乐坛佳话。有个“美好而悠久的莫斯科传统”——音乐学院教授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住，斯拉瓦就在遭受“形式主义”批判却又“像个极其单纯的大孩子”的普罗科菲耶夫的家里住了两个夏天，也就有了斯拉瓦找赫连尼科夫为普罗科菲耶夫要早餐钱、怂恿普罗科菲耶夫写出应景之作《伏尔加河顿河大会师》的轶事——后来罗斯特罗波维奇发展了这个传统，让作家索尔仁尼琴住在自己家里……
斯拉瓦的天才和魅力是苏联大提琴创作的强大催化剂，“如罗斯特罗波维奇所说，当现代音乐思维那种爆炸性的、表情丰富的戏剧性，在浪漫主义以前时代那种严肃的、匀称的、明朗的、智慧的简洁音乐中找到某种共鸣和均衡时，是在发生一种‘欲望的补偿’。这种强烈的激情和鲜明的理智，就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天才的两个方面”（格日迈洛）。为斯拉瓦创作的大提琴曲大多兼备古典、浪漫时代的理性、抒情和20世纪的激情，极大地丰富了大提琴的表现空间。
20年间哈恰图良、魏因贝格、鲍里斯·柴科夫斯基、巴巴扎年、沙波林、谢巴林、卡巴列夫斯基、克尼佩尔、戈卢别夫、季先科、列维京等大批高水平的苏联作曲家像争夺新娘一样竞相为罗斯特罗波维奇谱写大提琴作品，诞生了一部又一部杰作，成就了世界大提琴史上空前绝后的热潮。而高潮中的顶峰无疑是肖斯塔科维奇1959、1966年献给斯拉瓦的两部大提琴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把大提琴所不具备的音质赋予了大提琴”（罗斯特罗波维奇）。1963-1964年莫斯科爱乐演出季中，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了40部大提琴协奏曲，其中18部苏联首演、15首题献曲——我一直认为斯拉瓦最有特色、最具感染力的演绎是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魏因贝格等人的这些20世纪作品，这才是斯拉瓦的精髓，而DG为他出的80寿辰套装保守甚至庸俗地退缩在西方听众习惯的传统曲目中，精彩尽失，远远不及Brilliant的套装。
斯拉瓦自称“并没有特意去鼓动作曲家为大提琴作曲”，但却骄傲地说：“我看不起那些生活在莫扎特时代，却没能从他那儿‘榨取’出一首大提琴作品的大提琴家。一首也没有！还有那些竟没能让贝多芬或者勃拉姆斯创作出一首大提琴作品的音乐家……”——当然斯拉瓦可能有些“得意忘形”地忽略了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
1955年，意气风发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与莫斯科博索伊大剧院杰出的女高音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结婚，终生志同道合。他们与肖斯塔科维奇做了十几年的邻居，两家别墅相邻，市内的住宅也曾一墙之隔。1960年肖斯塔科维奇更为维什涅夫斯卡娅量身谱写了《讽刺诗》，据加琳娜回忆，肖斯塔科维奇“自己边弹边唱，而我和斯拉瓦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为倾泻我们身上的源源不断的辛辣讽刺和毫不留情的黑色幽默而感到窘困、震惊”。1967年大师再次为维什涅夫斯卡娅创作了《为勃洛克的诗而作的七首浪漫曲》。
苏联时期受国家严格限制的文化选择余地和受国家强力支持的艺术家群体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局面——古典音乐在很多极其偏僻的地方也有大批听众，也有大量第一流的现场演出。罗斯特罗波维奇曾在亚库茨克一周举办7个晚场3个早场音乐会，观众总计近6000人；还曾与手风琴家卡扎科夫沿叶尼塞河“漂流”到只有33人的卡赞采沃村，在船上为所有居民从凌晨两点演奏到五点……
不仅大城市的演出用不完斯拉瓦的能量，一把大提琴也不够用了。准备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时就曾感叹：“我总是嫉妒指挥！我一直幻想着拥有一把有一百根琴弦的大提琴。不过天才的肖斯塔科维奇克服了单一乐器的局限。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好像处于指挥的位置”。
指挥可能是音乐家中最不专业的一个行当，1952年里赫特指挥了罗斯特罗波维奇首演的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1964年在高尔基市（下诺夫哥罗德），肖斯塔科维奇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发起的音乐节上唯一一次登上指挥台，指挥了自己的《节日序曲》和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67年奥伊斯特拉赫也过把瘾指挥了马勒的第四交响曲，维什涅夫斯卡娅独唱，但他们都不是指挥家。而从大作曲家成为大指挥家的并推哈恰图良和布列兹，从大演奏家成为大指挥家的首推罗斯特罗波维奇。
1968年，斯拉瓦的指挥处女秀是在莫斯科大剧院重排柴科夫斯基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由妻子出演塔吉亚娜。他自己坦言：“我从没学过，但我有最好的老师，我曾与世界上最好的指挥家们演出。”斯拉瓦的秘诀是“指挥的头脑应当想方设法清澈透明”——与他的大提琴演奏风格一致。1970年3月15日同样在博索伊大剧院，首演了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的完整版，后来他回忆道：“那次演出前两个小时，我来到普罗科菲耶夫安葬的墓地，抱着他的墓碑亲吻。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感到我必须和他交流。现在，我热切的期望这个录音能够使我的老友满意。如果他从天堂俯视着我，我想他能够明白，在如此的颠沛流离之后，我终于完成了近四十年前他托付给我的使命。”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在苏联音乐鼎盛时期的大师堆中从一个早年歇顶的天才毛孩子成长为大师的。日后回忆起那辉煌的岁月斯拉瓦不禁有种宗教般虔诚的感恩：
对普罗科菲耶夫：“他保全了我的艺术品位，又往我的心灵里注入了自己的一抹阳光，这一抹阳光足够我很久的给养。”
对肖斯塔科维奇：“我们当初和德米特里一起演奏，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没感觉有什么特殊。可如果现在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像以前一样叫我去一起演奏，我肯定一步都动不了，当场给他跪下。因为只有在他去世了整整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和贝多芬、莫扎特一样伟大。”
从某种角度说，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苏联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有一次没给他指挥的乐团发工资，他带乐队去“要挟”院长：“我们就在这儿一直站到把钱运来，给音乐家们发工资。今天若没有钱——就意味着，今天不排练。明天还没有钱——就意味着，明天还不排练”……要知道苏联解体后斯拉瓦曾感叹“如今的大剧院没有一点地方像从前的大剧院……问题在于，出色演唱难度最大的咏叹调的人所获得的收入仅略多于只唱一句‘菜上好了！’的演员的收入”，而这时他在院长办公室站多久都不会有钱运来，一直不排练也没有人关心。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解冻”时期宣告终止。虽然赫鲁晓夫有很多缺点，但我个人觉得他当政的10年左右时间是苏联最鼎盛、最有活力的时期。但苏联的高级官僚集团最终容不下赫鲁晓夫，换上更加保守无能的勃列日涅夫，把苏联引向死胡同，吃光了社会前后50年的生命力，奠定了日后苏联崩溃的“坚实”根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府越来越失去人心，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出走国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索尔仁尼琴和罗斯特罗波维奇。
作家阿克肖诺夫说，60年代末，我们从“愤怒不已”转变为“遍体鳞伤”。1968年，苏联禁止出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作家被开除作家协会会籍，开始遭受政治迫害。罗斯特罗波维奇随即请他住在自己位于茹科夫卡的别墅中加以保护——苏联著名不同政见者、核弹元勋萨哈罗夫院士一度是他们的邻居——甚至专门设计了一条“处于尖角之下的走廊通向索尔仁尼琴的‘小屋子’”。索尔仁尼琴曾对斯拉瓦说：“我非常看重你的建筑才能，不过这个角落将作为‘早期罗斯特罗波维奇’阶段而留名建筑史册。”
从某种角度说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苏联也是“有恃无恐”的，一方面利用自己绝顶的音乐才华和巨大的社会声誉，另一方面苏联毕竟已不是斯大林的血腥时代，至少生命可以无忧。1970年10月30日，斯拉瓦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真理报》、《消息报》、《文刊社》、《苏维埃文化报》四大报纸主编写了公开信，直接揭露了政府打压文艺的虚伪行为，堪比海瑞当年的《治安疏》。对于索尔仁尼琴，信中说：“我熟悉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作品，我喜欢这些作品，我认为他深受写真实的权利之苦，他写他亲眼所见的事实，当人们对他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原因隐藏自己对他的肯定态度。”
并不出乎意料，斯拉瓦此后的艺术活动空间急剧萎缩。直至1974年，西方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让苏联当局恼羞成怒，2月12日将索尔仁尼琴拘捕，随即被驱逐出境。罗斯特罗波维奇此时在国内也难以立足，被迫提出出国。3月29日他们夫妇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写道：“近几年来，围绕着我们家庭发生了使人难以忍受的情况：陷害我们，卑鄙地限制我们的创作活动，无视我们的艺术……由于看不到能摆脱这一绝望困境的办法，我们请求您指示允许我们携带两个孩子出国两年。”
苏联政府则顺水推舟放他们走人，但与索尔仁尼琴不同的是，对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国外的表现还存有幻想。斯拉瓦为了安全出国也没有勇敢到在国内就与政府完全决裂的程度，违心地作出一些口头保证，诸如将部分演出收入汇回苏联、只带随身必需品、让女儿定期回国参加考试、不主动会晤索尔仁尼琴、到期一定回国等等。“他怀着极大的伤感说：‘我应该摆脱一切焦急和不安，平静下来，但是，人们从侧面看我，会了解我是一个诚实的公民和当之无愧的音乐家。’”“他同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希望苏联的艺术在国外要比过去更加受到称赞”……这样，这位曾经的列宁奖金获得者、苏联人民艺术家成功地骗过了妄自尊大的苏联政府。
也许还处于幻想中，政府居然允许他在5月10日举办告别音乐会，斯拉瓦指挥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片断、《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和第六交响曲，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他们比官僚更懂得音乐，更了解斯拉瓦，似乎预感到这可能就是诀别。据说肖斯塔科维奇与他诀别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和加琳娜这是让我在谁的手上死去呀？”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惆怅和无奈，第二年肖斯塔科维奇就去世了。5月26日罗斯特罗波维奇飞往伦敦——妻子和女儿将于7月再启程——数十人为他送行，包括妻子维什涅夫斯卡娅、女儿、姐姐、肖斯塔科维奇的妻子苏宾斯卡娅等等。
数十年来俄国音乐家人才辈出，却又不断有旷世天才被迫远走他乡，罗斯特罗波维奇也步了夏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库塞维茨基、海菲兹、霍洛维茨等大师的后尘。更加讽刺的是这些人流源源不断流出，并非某个时期的专利，步罗斯特罗波维奇后尘的还有康德拉辛、帕特、扬颂斯、坎切里、施尼特凯、基辛等大师。恨不得让20世纪顶级音乐家一半在俄苏国内，另一半是从俄苏流亡出来的。
很快苏联政府就发现斯拉瓦先前的所有“诺言”都是撒谎，在西方肆无忌惮地掀起一波又一波“反苏浪潮”。不过斯拉瓦也继续用自己独有的魅力在西方掀起一股为他创作大提琴作品的热潮。早在出国前与苏联友好的布里顿就为他的演奏而倾倒，为他写了多部大提琴作品，现在更有奥里克、迪蒂耶、卢托斯拉夫斯基、贝里奥等西方大作曲家不断为他创作。1993年他自己估算“作为大提琴家我演奏了大概一百首新曲目”！同时他仍然相当留恋苏联时期的辉煌：“我当时在此生活时的作曲家学派当然比现在存在于西方的作曲家学派要强得多。也许，不包括几个人，10——15个伟大的作曲家，但他们仍旧为我写作品。有布里顿、卢托斯拉夫斯基、潘德列茨基、梅西安、迪蒂耶。”
苏联造就了斯拉瓦这位天才，但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留不住这位天才。他在苏联享受艺术家的最高待遇，有多处公寓和别墅，但与他的天才相比，这些还远远不够。斯拉瓦追求的不仅是自由，还有财富，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财富才能拥有自由，才能拥有品位，而苏联政府可以随时剥夺他的别墅、剥夺他的演出。看看他在巴黎圣-马丁街博物馆般、宫殿般的别墅：那里有列宾等大师的油画真迹，有沙皇花字签名的窗帷，有古老而精致的各式工艺品，有金色的带有俄罗斯帕赫列三套车图案的椭圆形大理石桌子……斯拉瓦说“这里有俄罗斯的灵魂，有俄罗斯的味道！”其实那里也有一位天才对物质财富与艺术情趣的天然却又昂贵的追求。一次加琳娜过生日，斯拉瓦送给她价值连城的名为“蔚蓝的水”的40克拉特大钻石，如火焰般耀眼夺目，加琳娜顿时喜极而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西方每生活一天，苏联当局的人心就下降一分。1976年安德罗波夫等苏联最高领导费尽心机成功地阻止了保加利亚的合唱团参加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巴黎的《黑桃皇后》录音，斯拉瓦事后说：“他们不去为面包问题操心，不去为改善人民的生活操心，而是为我的《黑桃皇后》的录音更糟而劳心费神……因此我知道什么是苏共！”
1978年3月15日，恼羞成怒的苏联政府终于忍无可忍，取消了他们夫妇的苏联国籍。3月17日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在巴黎写了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以您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取消了我们的苏联国籍。准确些，是您剥夺了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生与死的可能。我们，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把劳动和才能贡献给自己人民的我们，将几乎自己的大半生颇有成就地给了这块土地。我们对艺术的贡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评价，苏联政府授予我们苏联最高奖赏：授予大剧院独唱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列宁勋章，授予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级别。
“……我们惟一的‘过错’就是曾提供我们的家给作家亚·索尔仁尼琴栖身。因为这件事，经您批准，使我们无法忍受的各种各样的迫害倾注到了我们身上：取消音乐会，禁止出国巡回演出，电台、电视台、报刊抵制我们，企图使我们的音乐活动处于瘫痪状态。还在俄国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找过您三次：一次是写信，两次是发电报请求您的帮助，但是，还是您，无论是您部下的任何人甚至都没有对这发自内心的呼吁做出过反应。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从事政治活动，并且也不打算从事政治活动，因为本能地对这类活动没有好感。但是作为职业的和有天赋的演员，我们过去不可能，现在仍不能对自己艺术同行的命运漠不关心。正由于这一点我们做了所有人道的和公民的行为。
“……我们希望，您将对我们的第四请求做出反应，否则您的双颊可能会出现羞愧之色了。”
可以看出，虽然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没有与祖国同胞同甘共苦而选择逃离，但他们仍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从未主动放弃国籍并曾以一种不失尊严的方式申请护照延期。同时他们也不会为了保持国籍而牺牲自己的人格和理想，祖国永远在心中，只是祖国的政府并不总代表他们心中的祖国。
虽然在信中不卑不亢，可能也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但他们心里仍然是相当痛苦和震动的，斯拉瓦后来回忆道：“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是被剥夺国籍的时候。如同一把刀子割裂了整个生命……刹那间，思想就如同一团乱麻：‘永远回不了家了’，‘永远见不到朋友了’，‘永远见不到俄罗斯了’……”
“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传统：俄罗斯的被驱逐者只能作为‘伟大的逝者’荣归故里。要知道无论拉赫玛尼诺夫、布宁、还是纳博科夫都未能在生前回到故乡。如今这是上帝的旨意要让罗斯特罗波维奇打破这个传统。”从这个不幸的传统看，也算不上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索尔仁尼琴他们推翻了苏联，他们只是比拉赫玛尼诺夫那代浪子更幸运，赶上祖国经济危机导致政权垮台而使他们打破了传统——这更像是一种黑色“幸运”。
斯拉瓦在西方也一样是演奏、指挥“双肩挑”，1977年正式接手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在他的棒下十几年间把这个原来的三流乐团提升到二流以上。早在上任之初，斯拉瓦就曾“挑衅”苏联政府：“我愿意和我的乐团在俄国演出……苏联政府可以表明它现在如何对待艺术自由。如果我的政府说‘不行’，那末，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乐团会询问拒绝的原因，而且全世界都会想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不行’。”“我的国家将实现艺术充分自由时，我才回去。”
直到1990年，苏联政府再也不会拒绝大师，他终于可以回去了。1990年1月16日，苏联恢复了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国籍。当年2月他率华盛顿交响乐团历史性地回到苏联演出，再次演奏了1974年离别时的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1993年再次率团回到“俄罗斯”时，9月26日更在红场举行了柴科夫斯基音乐会，万人空巷，举国轰动，演奏的也是“柴六”，还有《1812年序曲》——最后大炮和克里姆林宫的大钟一齐鸣响。
然而这也恰好映衬了“悲怆”的交响乐一直在俄国和斯拉瓦身上上演。红场音乐会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是的，在红场我感到非常幸福……我想通过音乐提醒俄罗斯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里有美国的合唱团和美国的乐队，我把17年奉献给了他们。如今我来到这里，为的是促进俄罗斯精神的高涨……总的来说我正是为此而告退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苦涩的“幸福”，充满着俄式“悲怆”。一位俄罗斯大地孕育出的无比热爱俄罗斯的天才大师被迫背井离乡17年后，带着他指挥事业黄金时期训练出的美国国家乐团回到社会经济崩溃、陷入绝境的俄罗斯故土，来“促进俄罗斯精神的高涨”，而大师自己已力不从心准备“告退”……几天后的10月4日，斯拉瓦的挚友叶利钦动用坦克炮轰议会大厦——历史的音符远比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更加悲怆……
1996年俄国经济还在下降，比1992年累计下降50%以上。当年的总统大选是国家走向和人群利益的生死之战。但斯拉瓦对叶利钦还是一如既往往地热爱，毕竟叶利钦能保证自由而不回到苏式极权下，他甚至非常想为成功对总统进行心脏病手术的医生们“演奏整整一个晚上”。在第二轮投票截止前，斯拉瓦及时鼓动了一位仰慕自己但却对大选犹豫不决的杂货店老板去投叶利钦的票。
从某种角度说，罗斯特罗波维奇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居民选择久加诺夫的共产党而让叶利钦涉险获胜。对当时的财政部长费多托夫，他说“我是音乐家，我不懂财政，但当他谈论财政的时候，我心里想：他对此搞得是多么明白啊”——不懂财政的音乐家听到他人谈论财政就判断出那人对财政搞得十分明白。对盖达尔等所有叶利钦的班子，斯拉瓦“觉得他们全都是行家”——不久后的1998年金融危机中俄国经济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
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在叶利钦赠送的别墅定居。斯拉瓦虽然竭尽所能做了很多善事，比如为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以及阿塞拜疆的儿童医院找来赞助的器材和药品，但却一直没回来定居——也许在巴黎的那座博物馆和宫殿搬过来太难了。他的社会理想从道义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应该是对的，但他对现实过于天真了。他为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回的俄国老兵修建养老公寓募捐，不知是否想到有的老战士已卖掉勋章去买面包；他为修缮破烂不堪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教学楼募捐，不知是否想到施尼特凯等大批音乐家已远走他乡，魏因贝格等大批留下的音乐家已鲜有演出机会；他提倡商业赞助艺术说“我们已经有准备赞助的有钱人了”，不知是否想到赞助马林斯基剧院访华的杰里帕斯卡那样的大亨在变成有钱人的过程中对社会造成了多大伤害；他对人们说“如果你们将来不满意这位总统的业绩，你们可以选举另一位总统”，不知是否想到从叶利钦至今一直是前任总统支持的人就是下一任总统；他对俄国的糟糕状况开脱说“叶利钦对今天没有选择——按照综合因素来说是这样”，不知是否想到“全部财产都在西方”的自己选择了不与同胞生活在一起共渡难。
无论如何，斯拉瓦的音乐依旧是迷人的，他再度掀起了第三波也是最后一波为他创作音乐的高潮，这次终于同时吸引了东西方的作曲家们、同时吸引了大提琴和交响作品，尤其是推广了俄国新一代作曲家的作品。1988年俄国接受基督教1000年，谢德林根据“可怕的伊万”时代的古老弥撒曲调写了交响音诗《颂诗》（Stikhira），并题献给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不仅使大师罕见地获得一部献给自己的交响作品，也是出国13年来第一次听到来自祖国的“信任之声”，大师很快在华盛顿指挥首演获巨大成功——很幸运我还能买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苏联乐团演奏的这部作品。其它大作还有施尼特凯的《三人协奏曲》、歌剧《与白痴在一起的生活》、古拜杜林娜的《太阳颂歌》、阿尔乔莫夫的交响曲等等。
不过苏联时期独步天下的浪漫主义、现实题材与现代风格相交融的20世纪音乐已经随着苏联体制的崩溃而走向尽头。对于辉煌了50年的俄国乐派和世界当代音乐，大师并不乐观：“衰退是无可争辩地发生了……也许，当今寻求的是另一种情绪的演奏者。浪漫主义的奔放今天不时髦了……显然，这是全球性的变化。但我相信也是会崛起的，我是这样看的。不过，也许，我认为是崛起的那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将是向坏的方向转变……我代表的是浪漫主义的演奏艺术。”从赫鲁晓娃的角度说是：“当你有了个人自由、民主、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好的坏的，高雅艺术就成了奢侈；而在专制体制中，高雅艺术则是惟一幸存的东西。”
罗斯特罗波维奇虽说没把主要的住所搬回来，但像肖邦一样，心是一定要回到故土的。1990年携华盛顿交响乐团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办历史性的四场音乐会时，他就曾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已经着手在这里给自己找一块墓地了……”在自己70大寿时一场指导年轻音乐家的晚会上，大师“半开玩笑但实际上十分认真地”说：“要知道，我很快就要与我伟大的导师们重逢了——在那里（无疑是指天堂）。我不能不对此有所准备。要知道，他们会问我：‘你的人’在哪里呢？你在身后留下了谁？……我们可是很快就要重逢了！”
斯拉瓦做的准备不止于此，在冥冥之中他知道应该把心最后留在俄国。大师去年11月还在巴黎指挥了音乐会，12月在俄国沃罗涅日旅行时突然严重发病——可能是肠癌——新年时已在莫斯科住院，今年1月短暂返回巴黎治疗。2月初斯拉瓦做出了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返回莫斯科！此时病魔正无情地摧残着他的身体，3月27日80大寿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憔悴而顽强的病入膏肓的老人。一个月后的4月27日，斯拉瓦走了……
29日，4500人在90年代重建的莫斯科基督大教堂为斯拉瓦举行了葬礼，随后斯拉瓦被安葬在俄罗斯灵魂的归宿——莫斯科诺沃德维奇/新圣女公墓，与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以及叶利钦等人一起长眠于俄罗斯大地……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名“姆斯季斯拉夫”本来意思是“复仇的荣耀”，但大家都叫他“斯拉瓦”，意思变成“荣耀”。最后祝福正直而博爱的斯拉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