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的复活

　　尽避巴哈在有生之年非常渴求名望，很讽刺的是，他连出版自己的作品都很勉强。所以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朋友、同事、赞助人及其他音乐家。

　　175O年他去世之后，人们无视巴哈一生坚持的艺术准则，批评他的作品只有技术上的价值，在艺术上则空泛而没有表现力。因此，他的音乐难得有公开演出的机会。

　　幸运的是，私底下整个情况已大不相同。在专门收藏巴哈作品的人中，有小提琴家、作曲家约翰·菲力普·克恩伯格（Johann Philipp Kirnberger）和腓特烈大帝的妹妹阿玛丽亚公主。巴哈的第二个儿子卡尔·菲力普·艾曼纽--一个杰出的大键琴演奏师--就在波茨坦阿玛丽亚的宫廷中任职。1762年，巴哈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克里斯汀则在伦敦，音乐学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sy）--作家范尼·伯尼（Fanny Burney）的父亲曾多次去听他的演奏。在1772年，伯尼就得到了巴哈《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册，作曲家、钢琴家穆齐奥·克莱门悌则得到第二册并不停地练习。
　　在1784年1787年之间，C．P．E．巴哈为他的父亲出版了一本经过编选的赞美诗，但不包括那些具有特色的清唱剧合唱套曲。18O2年，克莱门悌携其爱尔兰弟子约翰·菲尔德（John Fieid）赴欧洲旅行演出，他们演奏巴哈的音乐使听众大为惊讶。菲尔德有一个伦敦的朋友乔治·平托（George Piuto），是他将巴哈的前奏曲与赋格介绍给管风琴家塞缪尔·威斯利（Samuel Wesley）；威斯利被这部作品征服，称巴哈为“超人类的天才”，并从此成为巴哈的热情宣传者--18O8年，他便在萨里小教堂（Surrey Chapel）组织了一次巴哈音乐季演出。由上述可见，虽然巴哈的音乐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但也还称不上是众人皆知。

　　浪漫主义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过去的兴趣日益增长，再加上因拿破仑的功绩而生之灌输德意志民族自豪感的需要以及宗教的复兴，这一切造成愈来愈多人欣赏巴哈的作品。178O年代的维也纳，在腓特烈大帝宫廷中的音乐家们有一个朋友叫做施威滕（Swieten）男爵，他常在自己家中举行音乐晚会，演奏巴洛克音乐，其中包括许多巴哈的作品。18O2年，施威滕的一个朋友福凯尔（Forkel）发表了一本详尽的巴哈传记，文中极力赞扬，措辞充满爱国主义情操。巴哈复活的趋势从此平步青云。

　　然而，公众对於巴哈的理解却得归功于孟德尔颂的努力。在柏林，卡尔·策尔特（Carl Zelter）于1791年建立“柏林合唱协会”，大力宣扬并重新上演巴哈的一些宗教合唱作品。但直到1829年，他才在别人的劝说之下公演巴哈的《圣马太受难曲》。他挑选的指挥，正是他的学生孟德尔颂。演出获得相当巨大的成功，4年之后，“合唱协会”又上演了《圣约翰受难曲》。

　　在此期间，孟德尔颂于1829年和1832年该问伦敦，并演出巴哈的音乐，尤其是在圣保罗大教堂用管风琴演奏，赢得一片喝采。在往后数年中，他从前的老师伊格纳茨·莫舍莱斯继续在伦敦的音乐会上演奏巴哈的作品。而且，由于受到孟德尔颂与维多利亚女王及阿尔伯特亲王之间友谊的影响，他们坚持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里演出巴哈的音乐。最后1849年孟德尔颂的学生、舒曼的朋友威廉·史汤达尔·伯内特建立巴哈协会，5年后，正是该协会安排了《圣马大受难曲》在英国的第一次演出。

　　舒曼继续致力于巴哈全部作品的出版，到185O年，巴哈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德国的巴哈协会早已在收集、编订他的作品，这个工作进行了5O年。直到195O年，更为详尽的《巴哈作品目录》（Bach－Werke－Verzeichnis）出版，才有如今大家熟悉的以BWV为标志的作品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