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tor Berlioz 1803-1869
埃克托·伯辽兹——法国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1803年12月11日出生于圣安德烈山坡上的一个小镇的医生家里，小时家住乡下，农村的生活给他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他自幼并未受过专业音乐教育，只是喜爱吹笛子和弹奏六弦琴。最早接触的是教堂音乐，他不信神，但教堂音乐那种宏伟的气派和极其深厚的表情力量深深地打动了他。
1821年，伯辽兹尊从父命去巴黎学医，虽然是去学医的，但他醉心于诗歌。当伯辽兹初次进入解剖室，令人作呕的药水味道，不忍目睹的尸体，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冲出医学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1827年至1830年期间，伯辽兹对贝多芬的交响曲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着了迷，同时积极投身到当时以维克多·雨果为先锋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来。在为剧本《克伦威尔》写的序言中，雨果提出了艺术在本质上是不断变化，充满活力的，陈旧的古典主义已是僵化与腐败的代名词的论断。但不幸的是，这出剧并不适合舞台演出。雨果还写了具有同样战斗性的剧本《埃尔纳尼》，这也是同样地夸张的，后来威尔第把它改成了歌剧《埃尔纳尼》(Hernani)，更使雨果的剧本享有国际盛誉，同时也导致了亲浪漫主义和反浪漫主义两派的斗争。伯辽兹坚定地站在前者的立场。有史学家这样评论——法国浪漫主义精华集于三人之身：文学领袖是雨果；美术领袖是德拉克洛瓦；音乐领袖则是伯辽兹。
1830年对伯辽兹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巴黎发生了三起轰动欧洲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把路易·菲立浦推上了法兰西“平民皇帝”的王位；一场文学与戏剧的革命，成功地演出了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把雨果推上了法兰西的精神王位；再就是《幻想交响曲》的演出成功引起了一场音乐革命，确立了伯辽兹作为法国激进的浪漫主义音乐之父的地位。
年轻的伯辽兹思想激进泼辣，他曾说过：“我从来与别人不同，我总要以冒犯地方式来对待生活，对待法兰西艺术研究院！”他十分厌烦巴黎音乐学院的沉闷学风，曾经退学又入学，如此反复数次。这期间他并没有中断音乐学习和欣赏各种音乐会。获得罗马大奖是每一个作曲学生梦寐以求的，伯辽兹的目标也是如此。经过几次努力，在1830年获得罗马奖学金，因此有机会在罗马梅迪契别墅学习了三年。但获奖作品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幻想交响曲》，是一部叫《莎丹那帕尔》的大合唱。这部作品并不代表伯辽兹的创作风格，这是他为了得奖而迎合保守的学院派准则创作的。真正代表伯辽兹风格的是这年春天演出的《幻想交响曲》，它标志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交响乐的革新。不过，据说巴黎音乐学院的这次评奖是在革命炮火下进行的，当伯辽兹领到奖走出校门时，卢浮宫已被革命军占领，他当即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为《马赛曲》配器，还将它献给“一切有一条声带、有一颗心在跳动和有热血在血管中流淌的人”。从此，伯辽兹和革命时期的群众音乐有了密切联系，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机会，他经常参加或组织群众性的音乐活动。
《幻想交响曲》(Symphonie fantastique)正是他有感于当时沉闷的气氛而作的。因为乐曲蕴含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全部精神，包括它的偏激和矛盾，所以值得特别重视。到了二十世纪，对于初次听到这部交响曲的音乐爱好者来说，它仍然具有震撼的力量，因此很容易想见，当时这部作品通过巴黎的首批听众传送着多么大的冲击波，给伯辽兹的保守的同行们以怎样大的冒犯。就连一向宽宏大度的门德尔松也犯了一次少有的判断错误，他评论这部作品是“不关痛痒的胡说八道”。事实上，不管你是否喜欢《幻想交响曲》，你都不能说它“不关痛痒”，因为它是一部与任何作品都“截然不同”的交响曲。
1832年，伯辽兹从意大利留学回到巴黎，他在意大利以及1845年在德国和奥地利都接触了当地的风土文化和民间诗歌、民间音乐，对他后来的创作起到一定影响。这一时期开始了他创作上的旺盛时期，1834年他完成了第二交响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中提琴与乐队），1839年写完了第三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独唱、合唱与乐队），1840年完成了第四交响曲《送葬与凯旋交响曲》等等许多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品。
从1842年开始，伯辽兹长期在欧洲各国旅行演出，先后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奥地利等国奔波，他既搞音乐创作，又当新闻记者，也曾先后担任伦敦歌剧院和新兴爱乐乐团的指挥。在演出间隙仍坚持创作，主要作品有戏剧传奇曲《浮士德的沉沦》（1845～1846）和为歌剧《本维努托·切利尼》写的第二部序曲《罗马狂欢节》（1844）等。1848年他在英国演出的时候，传来了法国革命的消息。几经踌躇，于当年7月回国，他目睹城市遭到破坏，妻子瘫痪在床，又适逢父亲去世，心情痛楚万分。他对这次革命未能理解，表露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30～60年代，伯辽兹还积极从事音乐评论活动，早在1823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1833年成为《革新家》杂志的评论家，后又成为更有影响的《论坛》和《音乐杂志》的撰稿人。他对问题的剖析尖锐有力，文笔生动，有时含有辛辣的幽默。在宣传古典音乐传统，大力推荐当代的优秀作品，批评保守的艺术观点和空洞无物的炫技音乐，倡导艺术形式的革新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进步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
晚年的伯辽兹，由于妻子和独生子相继去世，经济拮据，特别是对社会的不满，使他处于苦闷和孤独的心境之中。40年代末至60年代的作品，已经缺少那种浪漫主义的锐气，有些作品采用宗教故事或古代传说题材，如清唱剧《基督的童年》（1850～1854）、《天主颂歌》（1849）和5幕大歌剧《特洛伊人》（1856～1858）等。此外，他既写过歌颂皇帝的康塔塔《皇帝》（1855），也写过含有民主思想的合唱作品《法兰克人的怒吼》（1851），而他最后一部作品却又是充满乐观主义的歌剧《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1860～1862，取材于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上述情况，反映出伯辽兹在第二帝国时期思想上的矛盾。1867～1868年伯辽兹第二次去俄国旅行演出，回国不久，于1869年3月8日病逝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