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何以创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交响性的、内涵丰富、立意深远的乐曲，始终是音乐界有识之士们为之苦苦探索的一大课题，崔炳元也不例外。从今天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弦颂》来看，作曲家无疑是在既保持民族风格、又摆脱其传统模式的束缚；既吸纳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又不为之所拘泥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就表述方法而言，《弦颂》摒弃了民族器乐“讲故事”的传统习惯，而是采取大写意的手法呈示并展开主题；就曲式结构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民族器乐的对称性特点，运用非方整性结构和强化音乐内部的矛盾冲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于是，一部格调高雅、富有新意的大型民族器乐作品便呈现在人们面前。
琵琶协奏曲《弦颂》共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以西安鼓乐“垂杨柳”揉入敦煌音调为素材，采用传统民族器乐“陈述”型方法构成主题并加以呈示。在这里，它没有承袭西洋多乐章作品以快板开始的传统结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施用了“淡入”的方式，由乐队一个不太长的、近乎平和的前奏很自然地引出琵琶优美的主题音调。当优雅美妙的琵琶主题以小快板的速度“唱”出时，听众便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收到了先声夺人的理想效果。看得出，崔炳元在《弦颂》第一乐章的主题建构上是动了番脑筋的。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乐章中用以推进乐思的“陈述”型旋律又极具琵琶的特点。换言之，这一性质的曲调是个性化的，非琵琶莫属的，称得上是典型的“琵琶语汇”。这就使得该协奏曲一经问世便被人们确认为一部琵琶作品，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骤然而至的爆发性音调开始了作品的第二乐章。在这里作曲家采用动机式写法，以分裂动机来展开乐曲。主题素材选自陕西地方音乐中最典型的“四度音组”，富有沧桑感的特性音调显然是作曲家用于该乐章的最佳选择。应特别指出的是，作曲家按民族吹打乐的乐队编制来完成第二乐章，这样就使戏剧冲突、内在张力、音响反差都得到大大的强化，打击乐器与吹管乐器的冲击力很好地体现了作曲家想要的、区别于一、三乐章的音响质感。该乐章结构上带有奏鸣曲式的特点，一开始，快速度强力度的乐队全奏把沉思中的听众“唤醒”，有着愤争意味的叠出的破碎动机，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效果；打击乐的递增和与乐队的对置以及穿插在其间的急促的琵琶音调，营造出一种矛盾冲突的氛围；继而速度突然慢下来，琵琶开始了吟咏叙说……随着打击乐和吹管乐各声部的再次出现，又将平缓打破并进而形成对峙局面，形成乐曲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听众在这种大起大落的音乐律动中、在强大的心灵撞击中，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历史的扣问和思考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正视。
第三乐章与前两个乐章不同，它整个显得开阔舒展、从容不迫。这是一个颂扬性的相对独立的乐章。乐曲从中庸的速度开始，以非常淡雅、平和的语气铺展开来，带着鲜明的声乐气质，抒发了人们对宁静生活的赞美，对和平岁月的热爱。为适应这一要求，曲调素材的选择已不再局限于“秦声”，而是在西北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乃至江南的某些音调因素，将之打碎揉皱提炼出颇为新颖的旋律；同时又巧妙地将第一乐章的主题片断融入其中，使该乐章成为全曲的概括总结。在这里，作品包含的所有独特而有效的技术手段——诸如织体的简繁交替、和声的浓淡对照、节拍的错落有致、节奏的张驰有度等等，都大大增强了作品本身的新鲜感和可听性……随着速度的加快和类似民间舞蹈节奏的出现，于乐队的全奏中推出琵琶的华彩乐段，构成全曲高潮到来之前的一个大的“呼吸”。最后，乐曲以磅礴的气势“引亢高歌”，间以琵琶主题诸因素的综合再现，于黄钟大吕、管弦齐鸣中结束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