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基督教在云南较早地进行了传教。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年),就有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从缅甸到达大理,建立了云南的第一个基督教会4。而到了19世纪末,云南天主教也已初具规模,拥有大约50余座教堂和一万余名教徒5。众所周知,由于音乐具有“浸入人类心灵”的作用,为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音乐成为了教会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此时,教堂或教会学校中的钢琴、手风琴、风琴、圣歌,就常常吸引着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对上帝的景仰与对天堂的向往,并由此也对包括西方艺术在内的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如1887年,有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中国名字邓明德)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传播教义,在石林县的路美邑乡赶集的日子,就把风琴抬到街上进行演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风琴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琴身、琴架、踏板。有人说是大炮,有人说是桌子。演奏完了,我拿出一台望远镜、几张画和一个万花筒,把裸裸唬得不之所以6。邓明德1889年在路美邑乡兴建的教会学校,还曾在教会的支持下,从法国带来了一批鼓号而成立了“鼓号队”7,1898年天主教在昆明创办的尚志学校也办有铜管乐队,由西班牙籍修士洪守恒任教员。到1911年左右,天主教就共在云南开办了学校52所,有外籍传教士25人8。直到今天,云南许多老一辈的教徒,仍会识线谱、唱圣诗、会演奏简单的钢琴、手风琴或风琴一类的乐器。笔者曾在云南陇川县的景颇山惊讶地看到,许多老人就会吹风笛,而在贡山县丙中洛乡考察时,当地重丁教堂里居然摆放着一台破损不堪的“钢琴”(后面无钢板)。据当地怒族群众猜测,它可能是埋在教堂后的那位法国神父从越南带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任安辅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到贡山传教)。在怒江峡谷深处能见到这样的“洋玩意儿”,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据许多昆明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回忆,抗战胜利前后,昆明拓东路一带就有一家由女修会开办的钢琴与英语补习学校,只是过去时代的许多人和事已少有确凿的史料详录,该学校的具体办学和教学情况已难以具体考证了,但就历史而言,口碑资料也可说明一些问题,因此,这一历史记忆本身,已说明当时昆明社会对新文化消费存在的需要。在昆明以教堂为空间教授钢琴最有影响的,当属在昆明锡安圣堂供职的修女夏自真女士和昆明文林堂的牧师夫人汤烈娣。
夏自真,昆明锡安圣堂修女。据说其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学习。为了躲避战乱,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天津来到昆明。据云南艺术学院的钢琴老师朱珠回忆,她跟夏老师学琴期间,除了系统完成《哈农》、《车尔尼》的基础练习外,夏老师还布置过邓尔敬的《骑木马》等中国钢琴作品。在夏老师门下走上音乐职业之路的云南人还有王小疆(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周正松(后供职于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随父亲傅雷来昆明的傅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就读云南大学期间,也曾随夏老师继续学习钢琴并在教堂担任赞美诗的伴奏。据傅聪在昆明的友人徐振东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