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火不思，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人民共同创制的一种弹弦乐器。关于火不思，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9年—前33年），南郡秭归（今属湖北）王昭君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皇，汉元帝以礼相待，呼韩邪单于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永结友好。王昭君自愿嫁到匈奴，汉元帝遂以昭君相许，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王昭君去匈奴路上，曾在马上弹奏琵琶。她的故事，成为后世诗词、小说、戏曲和说唱等的流行题材，绘画中也有王昭君马上弹琵琶图。在匈奴期间，王昭君所弹的琵琶，深为胡人所珍视，并模仿它制作了新的乐器，既粗陋又不相像，从此便有了“浑不似”之名。宋代俞琰的《席上腐谈》（卷上）记载此事写道：“王昭君琵琶坏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和必斯”。宋代陶宗仪《辍耕录》载：“达达乐器有浑不似。”火不思的图像，最早见于唐代古画中。1905年，在新疆吐鲁番以西的招哈和屯（这里原是古代高昌地区），发掘的9世纪初的唐代高昌古画，画中有“一儿童抱弹长颈、勺形、四弦轴并列一侧的弹拨乐器”。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火不思已流行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考姆兹和云南纳西族的苏古笃，在形制上与火不思相近，名称也相似，它们属同一渊源的乐器。？
？朱元璋灭亡元朝以后，许多蒙古族风俗习惯都被明朝继承下来，如演武中的“射柳”、礼节中的官民相见礼等都原样保留着。但火不思已不入国乐，继续在蒙古族中流传，并起着沟通蒙、汉族之间文化联系的作用。15世纪中叶，蒙古瓦剌部强盛，明廷赠送给瓦剌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火不思。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掳获英宗的瓦剌太师也先特别擅长音乐，他宰马设宴，先向英宗奉上皇酒，然后亲自弹奏火不思并唱着歌，还命令身旁的蒙古族人一起合唱，这在《明英宗实录》中曾作了记载。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今乐器中，有四弦长颈圆鼙者，北人最善弹之，俗名琥博词……本虏中马上所弹者。”明代沈宠绥《度曲须知》载：“明朝北调伴奏乐器中有筝、浑不似……”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乐器博物馆里，珍藏有一面明代制作的传世火不思（图）。通体用红木制成，全长83.5厘米、腹宽12.5厘米，共鸣箱呈半葫芦形，下半部蒙以蟒皮，琴首平顶无饰，弦槽后开，左侧横置四轸，颈细而长，表面平滑无品，竹制琴马，张四条丝弦，琴背通体雕刻精美花纹，此琴工艺细腻，外表美观，堪称精品，有着乐器鉴赏和艺术品收藏双重价值，已被载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刘东升先生主编的《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
到了清代，蒙古族的风尚再度盛行，这是因为清朝入关前（叫后金），满族的文化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大，入关后，清朝除继承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外，又有意识地提倡满蒙文化，所以许多元朝习俗又兴盛起来。清朝把蒙古族音乐列为国乐之一，除在欢宴蒙古王公时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会和木兰行围时都要演奏。《大清会典》图注述其形制说：“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桐柄梨槽，半冒蟒皮，柄下腹上有棱，如芦节，通长二尺七寸三分一厘一毫。”《清朝续文献通考·乐考》中也有：“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以皮为面。”此时的火不思，是蒙古乐番部合奏乐器之一。《大清会典·乐部·若燕乐番部合奏》有：“用云璈—箫—笛—管—笙—胡琴—琵琶—三弦—月琴—二弦—轧筝—火不思—拍板等。”清代陕西梆子（又称西调）曾使用火不思为伴奏乐器。民国初年，内蒙古东部喀喇沁王府乐队中仍在使用火不思。火不思还用于民间器乐合奏，在河北省易县东韩村的十番会演奏中，至今仍使用火不思。传统的火不思，形似饭勺，琴杆较长，共鸣箱较小，由于音箱蒙有皮膜，因而音色富有浓厚的草原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