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音乐会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自己准备曲目，选用哪些曲目都由自己安排，但老师会问学生未被选用曲目的原因。茅为惠当时比较不喜欢弹休谟的曲子，她告诉自己怕弹休谟的作品。老师说：“我允许你上台的时候不演奏他的作品，但是音乐会之后就要专门来练习他的作品，因为你怕的就是你缺少的。”在以后的每一场音乐会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时间久了，也就把音乐会当成一种训练。
所谓个性就是体现“不一样”上，美国学校的钢琴老师一般带七、八个学生，开音乐会时老师一定会让这些学生演奏不一样的曲目。这是选曲上的要求，第二个要求尽量弹一些不是家喻户晓的曲子，所以很少有学生会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大家找一些不广为人知的曲子。这样大家都选一些特殊的曲子，比如一般我们都听克莱门第的小奏鸣曲，但是他还写过很多的大奏鸣曲，难的程度绝对不在贝多芬之下。而且因为一个同学弹奏，班里的其他同学也都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曲目存在，由于选取了别人没听过的曲目的同学表演起来会特别的轻松。这样，学生了解到其他国家作曲家的曲子，像是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印度的曲子，所以一开音乐会大家会增长很多知识，所谓“无名小卒”的曲子原来也这么好听，不是每一个肖邦、贝多芬的曲子我都要弹。另外，老师让学生关注20世纪的听上去很怪的曲子，有一些是古典音乐在钢琴上用不到的性能，比如刮键;有的在弹奏的过程中还要唱上一句。不管学生喜不喜欢听，但是作为演奏家多多少少应该懂得各种风格的曲子，像是20世纪70～80年代的十二音体系的曲子，爵士乐、电影插曲改编的，只要认为好听的学生都可以弹。
三、 给勤奋的中国孩子更多创意空间
在普通的练习中加上一些创意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关创意给孩子练琴带来的益处，茅老师举了很多例子。
茅为惠的母亲现在还在上海教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想弹流行歌曲，像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当时茅老师的母亲觉得行不通，可是确实有很多孩子都喜欢。她把苦恼告诉茅为惠，茅为惠就告诉母亲让学生去弹，但是要把曲子改变了来弹，找到旋律之后给左手加伴奏，这样在改编的同时，学生就考虑到左手的和声的问题、技巧和踏板的问题。第一不觉得枯燥，第二又开发了他们的创作性思维。
还有一个例子是从国内一个孩子家的钢琴讲起。茅老师曾经在国内的一个孩子家看到他的钢琴只有大字组和小字一组的琴键是干净的，其余的琴键上都落满了灰。这说明了什么?他只弹奏着两个八度的乐曲，钢琴的功能一下子少了很多。
当时茅为惠就感到老师为什么不换一个八度教学生来弹?同样的曲目用不同的八度来弹奏给孩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啄木鸟》，任何一个有点乐感的孩子都会觉得低音像爷爷鸟，而高音是孙子鸟。老师可以让孩子在高音区以快速来弹奏，低音用慢速，因为爷爷飞快了会累。老师不光要教孩子如何演奏，还要教孩子如何运用创造思维。
茅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教过一些小孩子，当时觉得一节课45分钟特别难熬。后来她反复琢磨原因，一个老师太“规范”了，只是复习完旧的再学新的，孩子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有的孩子就坚持不下来。但是有了创意和变通就不一样了，比如全世界孩子都要练习的《哈农》从头到尾都是白键，练习起来比较枯燥，老师可以教完一条之后加上一个变化音，从F大调、G大调一直到B大调、降D大调，这样既教会了调式，又把握了不同调式音阶的不同手型。不光调式可以改变，节奏、附点、连音和跳音都可以加。
钢琴教师都知道，没有一个孩子喜欢练习《哈农》，但是要演奏乐曲必须要弹，茅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使得钢琴课既有兴趣，又上得充实。除了能在这本书上学到东西，还能在老师的嘴里和身上学到更多东西。孩子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弹肖邦、莫扎特的曲子，比如圆舞曲，茅老师建议老师最好上课前给学生看十分钟有关欧洲宫廷中跳舞场面的电影。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听一些快节奏的音乐长大的，无论老师怎样告诉他圆舞曲的节奏，他总是感受不到。通过看电影，孩子一下子就感受到如果圆舞曲的节奏把握不准，大家的舞蹈会跳得乱成一团。假如有些孩子弹琴过于激动或平静，音乐相对于其他艺术更加抽象，通过这些视觉感官的东西，再难理解的曲子，他也能明白。再比如教孩子弹德彪西的曲子，任凭老师怎么给他讲什么是印象派他都不会明白。不如先带他们去看印象派的画展，告诉他们印象派的音乐是从印象派的画发展而来，通过绘画去感受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