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之所以称“道情”为“竹琴”，按照武艺民先生所言：“在四川，道情又被称为竹琴，这个名称实际上是道情的再变异，不仅标志着演唱内容的发展变革，而且也体现了渔鼓演奏技艺的丰富与提高。四川竹琴艺人杨庆文老先生说：清代末年四川尚无竹琴这个名称，那时就叫道情，之后才有这个名称。四川也叫竹筒，过去唱道情时，总有这样四句开场诗：‘耳忽听琴声摇动，却原来是果老仙在玩竹筒，果老仙玩竹筒要分贵重，丝与竹乃八音尺调不同。’竹筒被称为竹琴即由此而来。”
武艺民先生这里的解释也有待商榷。实际上，四川话“情”与“琴”发音很接近，清末，成都人仍称道情叫“道琴(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成都通览》第三册绘印有“唱道琴”图，为一人手持简板、渔鼓站立说唱，其正面有三人注目倾听。说明在清末四川仍称“道琴”，因为道筒原材料本身以“竹”为主，“琴”与“情”相比，更为准确表达乐器名称。
至于福建等地称道情为“嘭嘭鼓”，则主要根据道筒发音而演化的名称。
三、关于道情产生的地点问题
关于道情诞生的地点，有人以老子著《道德经》在终南山之函谷关，便认为函谷关为道情的发祥地，如武艺民先生在其《中国道情概论》中即持此说。
但是，历史上的地名本身与现代通用地名有较大的变化，老子著《道德经》的函谷关，有学者认为在陕西省，有学者认为在河南省。其实，探讨道情产生地点问题，应该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本来，西汉时期，由于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在长安，出于文化大一统的需要，曾出现了“汉儒乱文化”现象，即儒生们把中国先秦及先秦以前的许多发生在中国(即现在的大中原地区)的文化套到陕西关中地区。因为从伏羲(东夷)到炎黄，中国先民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下游，东汉以降，中国政治中心亦主要在河洛之地，所以，道情产生地点只能笼统地定位在古代大中原地区，若具体定位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则是不科学的。
四、关于道情形成的过程问题
对于道情形成、完善的过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先有道教的法曲道情，而后才有俗曲道情。武艺民、汪毓和、海震、杨荫浏、寒声等前辈均持此说。
对这个观点，笔者亦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俗曲道情要远远早于法曲道情。唐以前，道家思想、道家行为引领下的道教音乐都应该是早期道情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时期的道情主要是社会上流行的俗曲道情。寒声先生认为：“法曲产生于隋代，真正表现道教思想内容的‘法曲’还是唐代宫廷音乐，到了宋代才有了宫廷的‘法曲道情’。从北魏道士们礼赞的‘步虚声’、‘步虚歌’，到唐代宫廷的‘法曲道情’的流变，是道教礼仪发展与宫廷音乐相结合的结果。”武艺民先生亦认为道情产生的过程主要是先由唐代宫廷的“法曲道情”，然后再在宋代由道士们从宫廷把“法曲道情”带到民间，成为“俗曲道情”。笔者认为，寒声、武艺民先生把道情形成的过程过于复杂化了，道情在自身完善过程中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即一条是宫廷的“法曲道情”，一条是民间的“俗曲道情”，二者至少从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同步而行。因为，道士们不可能在某一时期都集中于宫廷高墙之内大唱“法曲道情”，而另一时期又都散布于民间低咏“俗曲道情”。
唐宋时期，道情之所以在所有音乐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原因就是唐王室自认为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崇尚道教，道教音乐的道情在宫廷中就尤受青睐。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中晚期，政府把道教定为国教，道情音乐自然也就成为宫廷音乐的主流。因此，笔者断言：“法曲道情”与“俗曲道情”只是道情“雅”与“俗”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如果一定要区分时间先后的话，也应该是先有“俗曲道情”，然后才会有“法曲道情”。汉代至隋，俗曲道情为道情主流；唐宋时期，法曲道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道情的主流；元明清时期，俗曲道情与法曲道情同步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