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总重量2500公斤以上。
此编钟音域C—c4，约五个八度。在g—c3的中心音区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音列，可以旋宫转调。每件钟体上都有篆体铭文，共约二千八百字，用以标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五国或地区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二至表四）。钟架置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西架长7.48米，高2.65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中下层立柱为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全套编钟气势雄伟、场面壮观。
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继曾侯乙编钟之后，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三十六件一组的编钟。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钟鐻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万石之鐻”。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镈。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此器名为钟，实为镈。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晟蕤宾钟，通高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