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一先生在《综论》中还列出了这几支“骨哨”的“约算音高”。何谓“约算音高”？原来这“约算音高”，就是根据管的频律公式计算出来的约略音高。这儿又有个问题李先生未曾交代：既然这几支管已请人吹奏成声，何以不用吹奏音测频，而要用计算的约略音高？根据李先生在该书第357页注释所作说明中引用的两个公式来看，这“约算音高”是不可靠的。这不仅是因为无论是开管还是闭管，李先生所引用的声波速度不可信，而且无论是开管还是闭管，其管口校正量也是绝对不合实际的。关于管乐器的管口校正量，笔者在《黄钟正律析-兼议律管频率公式的物理量》?一文已作了初步讨论，而在《谈谈开管律管与闭管律管频率计算公式》?一文中，更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更有一点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这些“骨哨”、“骨笛”在我国南北都有发现，说明这类器物在先民的生活中并不是罕见之物；既然它们是笛的远祖，那又为什么都未曾传承下来，以至于距后世的笛的出现间断了数千年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这些问题未曾作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之前，缓一步肯定它们是乐器为好，免得把后人的研究之路堵死。
以下打算对《综论》中所述律管问题谈一点看法。我国古代文献史籍，凡是涉及到音律的，都会述及律管，由此可见律管在古代音乐生活中的举足轻重之作用。因为它毕竟是确定黄钟及十二律音高的根据。但是古代律管的制作和使用情况，至今仍然是个难解的谜。在管乐器一节中，李纯一先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古代余存和考古发掘出的律管之情况，我们从中便可以了解到我国对于律管的发掘与研究之详情。但是，对这些律管的研究，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于律管，笔者最有疑惑的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律管，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存的新莽无射律（残）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套竹制律管，计十二支。当年出土之后，经杨荫浏、李元庆、李纯一三位先生鉴定，认定这三支律管乃是明器。如今李纯一先生在《综论》中仍然坚持原先的观点，看来对这套律管并没有进行新的研究。从书中所列的数据来看，这些律管所发之音确实杂乱无章，断定其为明器似乎不该有什么疑义；但是细细揣想，又觉得其中尚有一些费解的地方，在此略述一二。
首先，古代律管原先就是用竹制作的，《吕氏春秋·古乐》就记载着伶伦削竹作律的事。既然古代的律管是用竹制作的，那又为什么用竹质律管明器为一号汉墓的墓主殉葬，而不选竹制作实用的律管殉葬呢？用竹制作竹质律管比用竹制作竹质律管明器究竟有多大难度？死者殉葬之物如此丰厚，难道就挑不出几支适合制作律管的竹管？不错，竽无簧，确实可以称作明器，那么我们能根据竽是明器而就此断定律管必是明器吗？
其次，从杨荫浏先生对我国音乐史的研究过程来看，杨先生起先是坚信我国是用律管定律的。由于律管研究长期未能获得突破，杨先生就对古代曾经使用过律管产生了怀疑。就在此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这套律管。这套律管的管长之间不符合三分损益关系，吹出的音高也不合三分损益关系，因此杨先生判断其为明器，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若再仔细思量，也必然会想到，管乐器（包括律管）都有管口校正，假若这些律管的长短都符合三分损益的关系，那么这套管径并无规律的律管必然不合律。如今这套律管的长短不合三分损益，而各管之间的音高同样也不符合三分损益律，看来断定它们是不合律的明器，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可是笔者利用了那不可信的律管频率公式，对那标出音高的十一支律管的频率一一进行了验算，发现有的计算出的频率同实测频率相同，有的比计算出的高，有的则比计算出的低。这是什么缘故呢？究其原因，只能证明这些律管的两端内径，并不像测试者所说的那样“两端内径几乎相等”?。原来闭管律管的两端内径只要不同，分别从两端吹出的音高必不相等：吹管径大的一端，音就高；吹管径小的一端，音就低。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这些律管的两端内径是不完全相等的。假若将这些律管的两端分别吹奏测频，然后再进行梳理，也许会有新的发现。1988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赴长沙出差，笔者曾经请马馆长了解这套律管的保存情况，获知这套律管已不能吹奏。为今之计，只有彻底摸清律管的一般频率计算公式（非两端管径完全相同的特殊公式），根据专家们提供的这套律管的管长、一端内径、频率等数据，然后推算出另一端内径后再进行复制，依据这套可信的复制品重行研究，方可知其究竟。
此外就律管合不合律的问题，笔者也想谈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笔者认为，在进行律学研究时，不应该把律学的理论研究同律学的应用研究混为一谈。就律学的理论研究来说，三分损益律的纯五度为3:2，纯五度的音分值为701.95500086……（约数为702）音分。就乐器的实际应用来说，我们能把乐器的音（例如二胡的内外弦）定得那么准吗？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就我国古代乐器所用的律制来说，尽管三分损益律为正统律制，但是应用这种律制的乐器，恐怕也只有古琴而已；笙，看来也只能算是“准”（逼近）三分损益律的乐器。至于笛、琵琶、阮等乐器，从《晋书·律历志》所载“荀勖笛律”来看，魏晋时期我国民间乃至宫廷，所用的就是被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七平均律”的律制。日本正仓院所藏我国唐代乐器的音律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魏晋乃至隋唐的宫廷所用的不是三分损益律，所以西晋的荀勖才依三分损益律设计了符合三分损益律的十二支“泰始笛”；也正因为隋唐连宫廷所用的也不是三分损益律，所以为正雅乐，唐初的吕才就依据三分损益律设计并制作了一套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由于“泰始笛”和“尺八”不合当时所用的律制，故而都未能流传下来。三分损益律没有得到普遍运用，连宫廷音乐所用的都是俗乐的音律，那么用来定律的律管又怎么能十分严格地符合三分损益律呢？
此外《综论》还对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潘建明《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作了收录和分析。马承源先生认定上海博物馆所藏新莽无射律残管是实用律管，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马先生在复制一套新莽律管时，将这支无射律管经过万能电子显微镜测算的0.5771公分内径，作为夹钟至应钟9支律管的共同内径，而将0.693公分作为黄钟至太蔟三支律管的内径，这一做法就未必恰当。尽管马馆长如此处理，乃是因为有其难处的缘故。笔者知道，计量学家通过研究认定，新莽尺就是刘歆尺，也叫晋前尺，每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黄钟正律管的内径为三分，折合公制就应该是0.693公分。若刘歆所制的这套律管为同径，那么无射管的内径便应该是0.693公分；若刘歆所制的为异径管，各管内径理当选定为三分损益关系?，那么无射管的内径便应该是0.385公分，也不应该是0.5771公分。出于这一考虑，马馆长在复制这套律管时，才分别选定了0.693公分和0.5771公分作这套律管的内径。细想一下马馆长如此折中、迁就的做法，似乎“圆满地”解决了律管复制过程中选定内径的困难，但是却难避免“削足适履”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