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代皇权不同，唐代皇权对隐逸文化采取的是优容和扶掖的态度，促进了隐逸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初盛唐隐逸文化臻于成熟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它完全实现了魏晋以来士大夫齐一仕隐出处的理想，就是它从理论到广大士人的实际生活中，都充分体现了集权制度与士大夫相对独立性的平衡与统一。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来说，中唐开始的转变都有着深刻而久远的意义，隐逸文化当然也不例外。正象政治、哲学、文学等等领域的情况一样，真正代表中唐隐逸文化风貌的并不是大历前后的月晕础润，而是贞元、元和这风雨交加的日子，是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裴度、元稹、李德裕、牛僧孺……这济济楚楚的整整一代英才。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亲疏、是非曲直，人们还可以长久地争论下去，然而所有这些中唐最具代表性的士大夫都无不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心力交瘁，又无不在隐逸中找到寄托甚至归宿。
白居易创立的“中隐”理论集中体现了当时一代士人的命运，体现了封建大帝国中衰以后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趋势，以及在此趋势的制约下，士大夫通过隐逸文化所做出的种种痛苦挣扎。“中隐”的意义既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日深的情况下，为维持士大夫阶层相对独立地位而创造可能的条件，那么它被两宋士人所普遍接受也是必然的。中国封建国家的集权制度在两宋时期大为强化，然而也恰恰在这时，中国士大夫文化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出现了士大夫文化艺术空前广泛的繁荣。
北宋以后，由于柳宗元、苏轼等对陶渊明的重新解读，把隐逸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联系起来，并将隐逸诗人陶渊明提升到与李白、杜甫并驾齐驱的地位，使隐逸获得深厚的文化审美内涵，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与精神品味，并在此后中国文人的心中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晚唐至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矛盾交织、冲突迭起的错综复杂局面。中国思想史上最庞大、最完整、最精深的哲学体系——理学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后期的一切主要趋向、程式无不在宋明理学中表现出来一样，我们讨论中唐以后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讨论宋代隐逸文化的特点，都不应该忘记理学的影响，理学力图解决的是中国文化衰病的根本，它的这个基本点决定了它不能不对士大夫的独立人格、隐逸文化、乃至宇宙观、审美观等等予以高度重视，不能不尽最大努力把这些因素中能量的释放发挥到极限。同时，理学对隐逸文化的认识又是整个士大夫发展史的结果，就集权制度与士人的关系来说，它的着眼点也绝不是弥同融贯仕隐出处的形迹这类末节余事，而是在传统文化日益衰颓的趋势中如何重建和强化士大夫理想人格这核心的问题。关于士大夫人格的理论是理学中至大至要的关键。当然在融通仕隐出处这一点上，理学也达到了传统文化所需要和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同整个传统文化蜕变的历史过程一样，隐逸文化中自我否定的因素在中唐朝以后急遽发展。一方面，隐逸文化唯一的能量源泉——士大夫的相对独立——在不断强化的专制体系和传统文化内日益尖锐矛盾的压迫下开始萎缩；另一方面，社会机制却强迫隐逸文化更迅速地发展和完善，以便输出更多的能量。这一现象是很不寻常的。正因有这样迫切的客观需要，中唐至两宋时期的隐逸文化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才可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中唐以后的中隐、半隐、禄隐、心隐、酒隐、茶隐、白居易等人以后的园林，五代两宋时期的山水画等等，皆是其具体内容。然而，与隐逸文化的物质外壳在中唐以后迅速膨胀相同步的，是其“含金量”的锐减。也就是隐逸文化中保持士大夫相对独立地位的能力，开始大量转变为使士人自觉适应集权制度的生活和心理能力，“中隐”之“中”字就最明确不过地说明，其目的即在于发展和完善这种调控能力。所以在中唐以后大量隐逸艺术中，人格的活性越来越多地被精雅的闲适之趣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