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的人格特点和魅力，是那种平和冲淡、超然脱俗、注重心意、不拘形迹、不苟富贵、不慕荣辱、随遇而安、一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处事风格。这种隐士的人格特点和魅力在魏晋时代最具光彩。
这里，我们有必要多添一笔，陶渊明显然属于淡远的一派，但有人却总结其内涵为：“谁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梁父”指的是诸葛亮，因为他喜欢“梁父吟”，“骚”指的是《离骚》，就是屈原，诸葛亮和屈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显然他们追求的不是平淡，诸葛亮那种“治国平天下，济困扶危”，屈原的“忠君爱国”都是非常强烈的。象陶渊明给人以平淡的外形，只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一种无奈的处世方式，因此，中国所谓的“清”和“淡”，是“淡而能腴、清中有味”，不是空空洞洞的“平淡”，而是有其强烈的精神内涵的。
回过来我们再看，隐逸文人还特别喜欢谈“道”，陶诗中说：“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这里的“道”就是对事物、人生、宇宙、生命的自然本质的透视、体悟与把握。但有了上面的介绍，我们看到他们那宁静、冲淡、潇洒、脱俗的风度，其实只是在外表的。他们平静的心情，似乎是彻悟了人的生命的自然本质之后所生的一种十分达观的襟怀。这种经历了复杂的人生经历后的无奈，给人的感觉似乎超越了对生命、自由和个性的重视与追求，似乎在更深的层次上，领悟了生命、自由和个性的深层本质，并在实现这一本质时得到人生的享受与满足。
而正因为隐逸中有如此深刻的哲学文化内涵，在外表具有非常诱人的魅力，勾起人们对它的深深向往，因此产生了“慕隐情结”。也因为士人也均知道这种魅力背后的本质，这些士人产生的只是“慕隐情结”，而非真正的“归隐情结”。
上面我们说过， 最具代表性的士大夫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心力交瘁，又无不在隐逸中找到寄托甚至归宿。每一次归隐，就想找一个能逃避的地方，而这种结果恰恰使他们的思想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心中的无奈与焦躁构筑了一个个精神家园，而最典型的精神家园就是他们构筑的园林，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时常可以看到“卧龙山房”、“澄怀堂”、“求志轩”、“企鸿轩”、“松筠堂”之类园名表现自己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由于世态的险恶，许多士大夫将自己的人格和生命凐灭在“拙轩”、“龟壳轩”、“惫轩”、“蠢斋”、“缩轩”、“懒园”、“聊且园”、“息园”、“随园”等等之中。
而中国文人的“琴棋书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体现自己的价值。
唐代以前，和当时文人的心态一致，古琴演奏主要是如“声多韵少”这样“动美”型的，体现的是“国士之风”、“若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快”这样的审美追求。宋元以后则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心态，讲究“静”，其静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表现在右手的演奏上，已没有大片飞动、快速的组合，没有飞腾跃动的旋律，其旋律幽雅文静，虽亦讲究绵里裹铁，但在演奏上已是用轻而缓的指法弹出松蓬虚灵的旋律，尽管这种演奏方式有时亦讲究实和重的音，但已不似唐代以期那样右手的演奏飞动速猛，激奋跃动。宋元以后的演奏听似平淡无奇，而实质内涵丰富蕴藉，和“动美”型的演奏相比，一是表现在外，一是深藏于内。这种深藏于内的演奏，其实有无穷的生命力，而外表则呈平稳轻缓之状，犹如一位儒将，不是拍马舞刀，吼声如雷地去杀人，而是手捻长髯，深谋远虑，在腹中计算去杀人，所谓“安居五平路”者也。因此，给人以“静”的感觉。其次，宋元以后的演奏，在整个乐曲的把握上，整体是很“静”的，这与佛和道的追求是一致的。道家主“静”，佛家主“净”，这种追求，使我们听到宋元以后的演奏，既没有过多的渲染，更无拥挤热闹的表述，每一乐句都是晶莹透明，显得十分清净，给人“静”的感受特别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