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事实: 从历史的眼光看,无论是以“气”为主还是以“韵”为主,其作品均不是完美的作品,中国艺术最讲究“气韵生动”,这在谢赫“六法”中已阐述得非常明白了。唐代初年,著名琴师赵耶利曾说过:“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燥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快。”。这里用“清婉”来概括吴声的基本特色;他又用“长江广流”作比喻,形象地描摹了其内在的气质,更以“绵延徐逝”的描绘,加强了形象的动态感觉,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冥想,末了再次作出评价,说它有“国士之风”。何谓“国士之风”?雍容恢宏也。显然这里赵耶利也是在“气韵生动”这个高度来描述“吴声”的。
一般而言,南方主韵,北方主气,气韵生动是艺术品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人看来,气是万物的本元,阴阳二气相鼓相荡,化生万物,并充斥于宇宙间。而这其中,更为关键的应是其崇高性与精神性,这类艺术品必具阳刚之美,而这却是很多琴人反对或忽略的,显然,这是十分不应该的。
理学大师朱熹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曾大力推崇阳刚之美,观点鲜明,立论精辟,又颇具慧眼卓识。他曾说:“盖天地之间有自然之理:凡阳必刚,刚必明,明则易知;凡阴必柔,柔必暗,暗则难测。故圣人作《易》,遂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类万物之情者,虽百世不能易也。”
他又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氵典氵忍,……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极既定于内,则其形于外者,虽言谈举止之微,无不发见,而况于事业文章之际,尤所谓灿然者。……”十分清楚,朱熹是以《易传》的阳刚、阴柔说为本,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大张旗鼓地推崇阳刚之美的。在他看来,阳刚之美见之于现实美领域则集中体现为“君子”身上“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那样一种胸襟开阔、气魄宏伟的人品(人格)美,此其一。其二,在艺术美领域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具阳刚之美人品(人格)者必具阳刚之美的文品。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既定其内,则其形于外者,虽言谈举止之微,无不发见,而况于事业文章之际,尤所谓灿然者”。其三,中国历史上具阳刚之美的人品(人格)又具阳刚之美文品者,汉有诸葛亮,唐有杜甫、颜真卿和韩愈,宋则有范仲淹,他们的文章诗作和字画都显示出一种气势磅礴、笔力雄健和意趣豪放的崇高风格美。这对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在古琴曲中,体现这种阳刚之美的作品甚多,而尤以《广陵散》、《流水》等为著。《广陵散》气势磅礴,雄武神纵,骨气奇伟。尽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其慷慨淋漓激宕尽情处,足可发瞶骇聋,动天地而泣鬼神。《流水》一操自空山滴沥至汪洋浩瀚,极其腾沸澎湃之势,曲尽流水万千变化之象,它不仅可以被用来敬奉知音,而着涵濡万物,荡垢涤污,百折不挠,永远向前的汤汤流水,正可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封建社会的下降阶段崇柔、崇弱、崇静、崇寂,柔、弱、静、寂,本来是老、庄所宣扬的中心,但老、庄所宣扬的柔、弱、静、寂乃是一种表面的状态,其根本和目的都是要达到它的反面更超越之。比如《庄子》一书中所宣扬的柔,实是内蕴着无限的力量和不可一世的气势,且是以克“刚”为柔的目的。《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然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力是无法实现的。《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庄的柔是为了强,为了“处上”,为了能攻坚强,“至柔”为了“至坚”。老庄的“无为”也是为了达到其反面“无不为”。“静”也是为了涵纳万物,“水静犹明,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为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无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老、庄哲学曾风靡于六朝,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以庄学的精神投向自然,亲近自然,然未失却庄学的至大至刚的基底和内蕴。嵇康学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钟会址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庄,敢于装醉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白眼视俗物,敢于长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直至唐代的李白学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的作品却未曾有柔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