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悲花落，青春羡鸟飞。” 借酒浇愁，低酌浅唱，晓风残月，自我陶醉。魏晋名士还狂饮裸醒，颓废放任。唐宋后即“慎静以处忧患”（苏东坡）。什么荣辱贵贱，功名利禄，地位官场，美女金钱……统统不过是过眼烟云；惟有我内心清静纯洁，才是真正，才通大地，才至永恒……。故时而几句人生短暂，乐天知命，时而又信天命无常，万事皆非。
总之将一切烦恼纠葛打发了事。唐宋以来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心理日趋封闭，对于外在世界有牵连的东西，尽量排斥，以致“任凭风浪起，我心如枯井。”于是在艺术上，尤其是古琴艺术，于唐宋以后便主要接受和反映“自伤不逢时，托群于香兰。”“牢骚哀怨之怀，感慨不平之气，语、默、动 静莫不下琴焉寓之”等退隐出世、保养小心、自然适意相联系的心理。
由于儒家的修、齐、治、平、治国平大卜的宏伟理想和远大抱负，在众多文人那里频频破灭以致无法实现，从而巨大的大败和不幸所带来的厌世心理以及对人生、社会存在的怀疑，使之逻辑地转向了以超脱出世“回到自然”为特征的道家哲学。由靠拢到推崇，由推崇到醉慕，由醉幕又到实践，道家哲学儿乎成了许多中国文人寻求出路的救命根子，其间还染上怫家色彩。尽管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然而在中国文人那里，特别是文人艺术领域，则更多突出的是道家与后面的禅宗哲学。文人表面上儒家不离口，实际上更虔诚于老庄，这是一种在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人生哲学，是一种为着独善其身，保全天年，从各种尘世羁绊与功利束缚里解放出来而获得最大自由的人生哲学。它蔑视得失利害，胜负成败，横流的人欲，男欢女爱，力图摆脱那可逝的，有限的，暂时的，转眼即见的功名荣辱，人事纠葛和作为人性低层次需要的生理欲求，以及与此种狭隘的实用目的相联系的喜怒哀乐，从这个处处可见功利或瞬息平步青云，气粗财大成转眼“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的花花大千世界中去。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和长盛不衰，便是这一哲学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对那些不可重复的艺术珍品，不仅要可闻，可观可赏，还要可居，可卧，可游。与之相应，文人音乐也几乎绝大部分以山光水影，江波，云雾，花鸟林石，松泉竹涧以及世外外渔樵等为题材。从《高山》、《流水》、到《梅花》、《阳春》，从《潇湘》到《渔樵》、《醉渔》又《平沙落雁》、《天风环佩》、《梧叶舞秋风》……无不是也。这里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道德原则，虚伪罪恶，有的是一幅和平宁静，慢缓悠悠，封建田园式的牧歌国画，一幅鲜明凸突的对尘川俗氛的疾恶和对人生自由的执着心态。
然而，为什么在这个自然世界里可以最大限度地伸展自由呢？如果说是因为摆脱了世俗烦恼和纠葛，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之摆脱了它们呢？这东西就是“道”。就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无限崇拜的那永生不灭，万古长存的“道”。而因为“道法自然”，自然与“道”相通，所以对自然倾慕、热衷、顺应，与自然亲密无问，便能达到，便是获得人生自由和精神解脱的唯一良药。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创造，说到底，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感性表现，是人对自由无比渴求
的一种结果，而中国文人的“道”的境界，即便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也是人的自由境界。因此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文人艺术，就必须强调艺与“道”的统一，众所周知的“文以载道”这一中国文艺的根本思想，可以从孔子、庄于、徐干、刘勰、韩愈、周敦颐、朱熹等人那里看到相当清晰而生动的表述。文人音乐也一样，讲究乐与“道”的统一，“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则可周于器。”（朱长文）“琴，器也，具大地之元音，养中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苏环）演奏方面也如此，“凡鼓琴……坐定，心不外驰……
务要轻、重、疚、徐、卷舒自如、体态尊重，方能与道妙会，神与道融”（杨表正），……止同为乐与道相统一，才有“充满大地，包裹六极”（庄子）“声在大地之间，宵汉之籁。”（陈敏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