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志高（约1644年～约1715年），字载青，号逸亭，广东文昌人，“不幸而少孤甫（四岁而失怙），六龄遭难为乱兵所掠，（与母氏相失），由粤而闽，由闽而京师”，为民部会稽周公所收养。初学书法，后专心学琴，“常遍访吴越齐楚以琴名世者，乃至燕京，与国师金公吾易声调契合，针芥相投”。 其间，母子失散三十年，载青多方寻访，后获知其母尚存，遂航海以归，乃迎母至广州，奉养天年。金公“入粤相访，戾止亭池，留连两载，尽传其秘〈“重遇金君相与参订其谱”，“与金君商确”〉。因稽定撰注，会而成谱，寿诸梨枣”。云氏亦自序曰：“稽于古之所遗或得四方之士，见闻所及，集古琴谱得三十二操，余取而删定之，辨其贞谣，别其同异，疏流溯源，合于大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云氏所撰《蓼怀堂琴谱》于广州付刊传世。按该书卷前“计泽绎序”：“斯谱之作，盖在寅卯兵时，……凡三年之久……”可知，云氏《蓼怀堂》一书之辑撰工作盖始自康熙丙寅、丁卯年（即1686、1687年），凡三年初稿始成。由该书卷前“陈治序”推断，《蓼怀堂琴谱》盖参订、定稿于康熙丁丑年（1697年）。金吾易即当时身为内廷供奉的浙江琴家金陶，据说《蓼怀堂》所收三十三曲，即为云金二人传谱，或曰云志高曾就学于广陵琴家吴遵生与国工金陶。另外陈恭尹（顺德人）、梁佩兰（南海人）、黄国璘（古冈人）、徐道隆（南海人）均师承云志高，可见云志高及其《蓼怀堂琴谱》与岭南琴家有一定关系。然将其谱与与岭南派代表性琴谱《悟雪山房琴谱》比较，两者无论从曲目还是指法来看，并无直接联系。《蓼怀堂琴谱》中录有“海鸥忘机”一曲，虽与《古冈遗谱》“鸥鹭忘机”属同系同列，然观其指法，似直接从《松风阁》“忘机”演变而来，而非出自《古冈遗谱》。另外，存见《古冈遗谱》其余七曲曲目，亦未见《蓼怀堂琴谱》辑录。云氏有学生程允基（字寓山，新安人，即今徽州），于康熙乙酉秋撰成《诚一堂琴谱》，然观其谱，亦与岭南存见《古冈遗谱》无甚关系。其中虽有“神化曲”（十二段）及“神化引”（五段），皆不同于杨氏《古冈遗谱》（七段），其余亦未见与存见《古冈遗谱》有相同曲目。由此观之，云志高《蓼怀堂琴谱》，并未受岭南《古冈遗谱》丝毫影响，故窃以为存见《古冈遗谱》盖成书于《蓼怀堂琴谱》之后。据说：“由于云志高晚年移居广府罗溪（今中山小揽），使中山的古琴氛围在清初打下基础，为乾嘉时期中山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岭南琴派创造良好的条件。”
故笔者进一步推测，存见《古冈遗谱》之成书年代约在1697～1796年之间。
近代对《古冈遗谱》来龙去脉具有权威性的说法，或许还是来自岭南谈少抚先生（据说曾教过杨新伦先生琴技）。按《查阜西琴学文萃》“关于元代刻本《古冈遗谱》下落及清刻《悟雪山房琴谱》影抄问题”一文可知：1954年12月7日，据七十多岁曾亲见《古冈遗谱》并熟悉岭南琴派的谈少抚先生，在获邀与查阜西先生等人会餐时报道：“《古冈遗谱》是岭南习称的一个元代刻本琴谱，原名记不清了。幼时曾浏览过它的内容，似乎是南宋覆亡时逃到新会一带的士大夫所辑的东西。友人伍铨荇有一部，另一友人郑健候也有一部。全部四册，共有琴曲二十多首。伍家的那一册下落不明，或者还在国内，郑健候的那一册是的确由郑本人带到香港去了……《古冈遗谱》的版，毁于明代初年的兵燹，这是有文献可考的，一时想不出是在哪里。但从《悟雪山房琴谱》黄景星的序文中可以看出《古冈遗谱》的称呼和流传,在清道光时就是那样了。”这一说法被查阜西先生采纳和认同。从谈少抚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确认清末及民国时期《古冈遗谱》尚存，只是其谈话中尚有许多含糊与不确定处，故窃以为不可得知该谱真伪（即是否同于元代版本《古冈遗谱》或同于明初陈白沙抄本《古冈遗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