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三个源头中，比较起来第二个源头即中原文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片地区虽然属于岭外，但自秦代起便置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治理之下，加上其后二千多年间，一次又一次的移民高潮使得岭南不断地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洗礼。
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几个源头杂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岭南文化仍旧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与所谓“纯种”文化相比，它的内涵更为多样，个性更为独特，生命力更加顽强，适应性也更加广泛。这种文化个性，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不拘一格，是指岭南人秉性十分务实，做人做事，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并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
不定一尊，指的是一种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我们说岭南文化是“杂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产物，这就导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不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也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一些，于是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别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
岭南文化的第三种个性，就是不守一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定一尊的包容、不守一隅的进取——明白了岭南文化的这几大个性，再回过头来看广东音乐，可能就会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实上，广东音乐的现世性，正是体现了岭南千百年间淀积下来的移民精神。当时的中原移民，之所以不肯坐守一隅，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价值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最能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冥思玄想，也是不穷途末路的绝望哀叹，而是现世的事物美好和现世人生的幸福。这样一种群体心态，无疑会深刻影响着乐曲的题材选择和创作基调。
广东音乐的平民性，是不定一尊的包容精神的体现。岭南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而是信奉平等精神。因此平民化、大众化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岭南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岭南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同样导致广东音乐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