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边区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除了能携带的西乐器，如提琴、手风琴等，只能属中乐器了 ”。在如火如荼的边区音乐运动中，手风琴因为具有携带方便、普及性强等优势，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伴奏演出不可缺少的“武器”。著名画家陈丹青的《陈丹青音乐笔记》一书的插图中，有一幅题为“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在欢迎国际友人时举办音乐演奏会”的照片，其中就有一位怀抱手风琴的演奏员站立其中，时为1943年 。在延安《黄河大合唱》的首演式的伴奏乐队中也有手风琴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根据地的手风琴演奏员只能通过自学的方式掌握手风琴的基本拉法。他们有的是在来边区之前就接受过一些音乐教育，或者有钢琴等别的乐器的演奏基础，因为手风琴携带方便，适合伴奏，为了满足当时部队演出的需要，他们就在短期内通过自学和相互交流，触类旁通，摸索出了手风琴最基本的演奏方法。在建国初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向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刚到延安时，向隅被分配到烽火剧社工作，由于他有较深演奏钢琴的基础，很快便能以熟练的技巧演奏手风琴，这博得了延安军民的热烈赞赏 ”。1938年，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抗战六周年，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联合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向隅为该剧配乐并担任手风琴伴奏。
此外，还有人们非常熟悉的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他于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于萧友梅学习音乐。抗战爆发后，在厦门、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歌曲创作。1938年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结业后留校任教并主编《民族音乐》。当时鲁艺音乐系的研究生们成立了一个小乐队，李焕之、徐徐担任手风琴演奏员。1943年，从延安为刘志丹同志移灵到保安的送灵乐队中，李焕之担任手风琴伴奏，1944年5月，这支乐队又被派往志丹县参加新建志丹陵墓的落成及公祭大典，李焕之回忆：“这是一次严肃的政治生活。这次，我们经过了许多乡村、城镇，在接灵、祭灵的行列中，我有时拉手风琴，有时吹笛，我们首次演奏着革命人民的《葬礼进行曲》——即我们现在追悼会上所奏用的《哀乐》…… ”。
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等艺术院校和团体，发展了革命区的音乐事业，培养了大批新的音乐人才。这些音乐人才中，在手风琴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战友歌舞团的作曲家、手风琴演奏家李遇秋。他于1940年进入冀中军区抗战中学学习，1944年在中共晋察冀分局卫生所当卫生员，1945年调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前身）做演员，在这期间掌握了手风琴的演奏方法，为以后的手风琴演奏和音乐创作打下了基础。
手风琴凭借其乐器自身的特点满足了当时革命根据地音乐生活的需要，从此与中国军队结缘。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手风琴音乐就是这样在战争中诞生的，战争打到哪里，手风琴就拉到哪里。
四 早期的中国手风琴书籍及音乐创作萌芽
据初步统计，从手风琴传入中国到建国前，正式出版的手风琴书籍有《手风琴独习》、《手风琴教科书》、《手风琴唱歌》三本 ，后者还未见到实物。
《手风琴独习》和《手风琴教科书》均出版于20世纪早期的清末年间。《手风琴独习》的作者是清朝张紫英女士，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2月26日），是作者在日本学会演奏手风琴后为向国人介绍这件乐器而编写的。《手风琴教科书》由于其书本不全具体出版时间已无法查明。这两本书介绍的乐器都是“一排全音阶键钮式手风琴”，《手风琴独习》沿袭日本记谱法，以汉字的“一至十”表示应奏的琴键，用“○”表示开风箱，“─”表示合风箱。《手风琴教科书》模仿当时出版的风琴脚本使用简谱记谱法。这两本书介绍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乐理知识，并编写了一些小型练习和乐曲，主要是日本和西方音乐。其程度虽然非常简单，内容也只是日本、西方手风琴书谱的翻译编写，但都指出了手风琴价格便宜、携带方便、简单易学等特点，认为输入手风琴并将其推广必定会推动音乐教育在中国的普及。这两本在中国手风琴艺术起步之初就出版的手风琴书籍对中国早期的手风琴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