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新文化运动主张通过学习音乐发展“美育 ”，培养自由个性、高尚情操，以达到改善人生、改良社会的功效，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和途径。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音乐社团，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华美育会”、“大同乐会”等。不久，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中国了最早的一批欧洲体制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等等，1927年又由萧友梅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独立机制的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虽然这些音乐教育机构都没有涉及手风琴的领域，然而正是这些机构，在当时借鉴国外的音乐文化和教学管理，第一次将西方音乐融入国乐，开启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河。
因此，当手风琴传入中国的时候，钢琴、风琴等西洋乐器已先于手风琴来到中国，键盘乐器在中国的启蒙教育已经开展，中国自己的音乐教育机构也已初步建立，西洋歌曲、乐理视唱、外国乐器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陌生。
对于手风琴传人中国的年代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是根据法国人方苏雅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和写下的日记，认为手风琴于19世纪末期就来到了中国 。方苏雅，原名奥古斯特·费朗索瓦，1899年出任法国驻云南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1898年，法国向清政府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在铁路施工中强占良田，强拆民房，激起民愤，由此爆发了矿工和民众的武装起义并波及昆明。1903年5月，法国驻云南总领事馆也遭到群众围攻，总领事方苏雅只好将来自法国、希腊、土耳其、瑞士、比利时等国家的60多位铁路员工集中在总领事馆内，一律不许外出，以保安全。这一阶段的情况方苏雅在日记中写道：“每日在吃完意大利通心粉后，就在演奏手风琴和奥卡利那笛子中过日子。” 以上材料说明，在十九世纪末期，方苏雅到云南任职时，就携带了包括手风琴在内的西洋乐器到云南，因此，1903年5月法国驻云南总领事馆遭围攻的那些日子，这些外国人才得以在领事馆内以拉琴奏乐来消磨被困的日子。
第二种意见认为，手风琴于公元1926年传入中国 。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手风琴人事认可，多数同仁在有关文章中也认为：手风琴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天津、上海、东北等地。
不论是方苏雅的日记，还是上述的种种证据和见解，由于手风琴传入中国的史料不够完全，因此至今还有一些无法确定的问题。
对于第一种意见，除了法国人在云南修筑滇越铁路时驻华外国员工将手风琴等外国乐器带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同一时期，类似的由来华西方人将手风琴传入中国的行为还存在于沙俄在哈尔滨修筑中东铁路等活动中。这些史料证明在19世纪末手风琴就被外国人带到了中国，虽然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一乐器只是出现在领事馆或租界的社交或娱乐中，属于小范围的在华外国人的自娱活动，但却间接推动了手风琴在中国早期的使用和传播。
据史料记载，“二十世纪之初在山东聊城农村演谢雨戏的庙会上，看到耶稣教徒吹有簧的铜喇叭传教，卖野药的江湖术士和卖梨膏糖的人拉手风琴…… ”。此外，根据对手风琴传入之初中国正式出版的手风琴书籍《手风琴独习》和《手风琴教科书》的考证，可以确定这两本书均出版于清末，其中《手风琴独习》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即1907年3月15日）。因此对于认为“手风琴于公元1926年传入中国”的第二种意见，根据以上史料和目前发现的早期的手风琴书籍可以认定，应当是在20世纪初，手风琴就已经被传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