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影响更大的苏俄文学与音乐相互作用着。当记叙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内战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中国青少年的圣经，“生命的意义”成为背诵名篇的时候，小说上一帧红军战士拉手风琴为战友伴舞的插图也就有了新的寓意。
重要的是，这种莫斯科郊外的浪漫，是在如影随形的手风琴的伴随下渗入华夏子孙心灵的。抒情曲、连衣裙、康拜因、手风琴……这样的革命真好。显然，手风琴成为时髦，成为生活的一道风景线，成为尤其是青年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涅瓦河上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主义和革命，还送来了手风琴。至此，手风琴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一轮高潮，进行了一次手风琴音乐的社会启蒙。手风琴以其特有的身份、不同凡响的音色和韵味，从各种乐器中脱颖而出，在中国的音乐器物方面赢得了增值性寓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乐器制造业。
在上海，民国时期的手风琴大都是意大利和荷兰的舶来品。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10月，由私人成立上海百乐音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次年生产“白鹦鹉牌”键盘式12贝司手风琴519台。1953年增加到16、18和36贝司规格。这期间又有7家手风琴厂开工。1956年，以百乐公司为主体，合并其他厂家，成立公私合营百乐手风琴厂，以“百乐”为商标。1958年又将南洋口琴厂并入，并生产出120贝司变音手风琴。1966年更名为“上海手风琴厂”。⑤
在天津，1950年开始在河东区建设天津乐器厂。1953年生产出商标为“天坛牌”的手风琴，1961年更名为“鹦鹉牌”。⑥
在北京，1953年生产出“星海牌”手风琴。在重庆，50年代生产出“长江牌”手风琴。在营口，60年代生产出“东方红牌”手风琴。随着手风琴需求的不断高涨，1962年，轻工业部制定了国产手风琴的质量标准。在型号的选择上，因陋就简上马的中国手风琴工业无法生产工艺较复杂、成本较高的键钮式手风琴，因而举国生产的都是键盘式手风琴。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手风琴有别的是，中国手风琴在制作时，将每个音几组簧片的音频打磨得非常一致，完全不产生波音，使音色风格表现出高度的统一，而且以音色的统一为质量鉴定标准。而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生产的琴，不少型号故意人为地制造些许拍频，营造波音，使声音产生一种浪漫的情调。图5：1956年重庆生产的手风琴
手风琴的生产不仅使早已领教了手风琴实用功效的部队文工团更加积极地运用这种工具，而且在各级各类演出团体，以及工厂、学校、机关等众多单位也开始广泛地使用着。1956年8月，史无前例的“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首都北京举办，手风琴十分活跃。闭幕时，领袖毛泽东对音乐工作做出惟一一次长篇谈话。在这篇后来冠名《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对乐器发表了看法。“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14]此时，领袖已经在4个月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各级宣传工具也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个方针，使包括音乐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莫不欢呼雀跃。
然而，从1957年6月8日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全面铺开。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以后，中共中央于1958年提出一个新的施政纲领，即高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全国范围内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此时，歌颂三面红旗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9月，郭沫若、周扬以配合时事政治为宗旨，将搜集到的数千首民歌遴选300首，编辑成《红旗歌谣》出版；⑦其后，该歌谣的“插画版”、“拼音版”等层出不穷。这个歌谣其实并无曲谱，实际上是一个歌词文本。其中一些是民间长期的流传，一些是基层民众的编创，300首中许多经过文人的润色改编。歌谣显现出清新、质朴的特色，充溢着豪言壮气。在这期间，各地纷纷发动群众，形成“人人写诗”、“人人唱歌”、争相恐后地大放“文艺卫星”的局面，一个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波澜壮阔地掀起。以湖北省为例，在1958年开始的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中，武汉市组织专业人士上街教唱歌曲，号称“五万人宣传六十万人听”；襄阳一个地区，五一前就训练歌咏骨干81，294人，组织了14，876个歌咏队，1，710，000人会唱3-5首歌，占全地区总人口的33.5%。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