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亿万人民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着颁发下来的革命歌曲，唱进了伟大领袖亲手策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
（一）体制内。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基础的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符合逻辑的在中国大陆爆发了。此时，《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已经被专业人士改编成一首变奏曲，而用手风琴伴奏的同名歌曲更是在彼时最有威力的传媒——广播电台里震天价响。
文革是以“破四旧”开头的，即“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6]“三字兵”红卫兵首当其冲地“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他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社会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音乐学院、演出团体的红卫兵们甚至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当作打砸的对象。“大串联”时，笔者亲眼目睹，上海淮海路的旧货店里，变卖的钢琴便宜的仅几十元一台，而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舶来品手风琴，要么无货，要么售价比钢琴贵得多；在武汉，一台使用过多年的80贝司意大利产坤琴，在寄售店标价270元，较当时行政7级高干和高教2级、文艺2级的月工资略低一点。当中央乐团的钢琴家殷承宗恓惶地将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企图证明钢琴也可以弹奏革命的音调时，⑩“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等一大批用手风琴伴奏的“语录歌”早已经响遍了大河上下、长城内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三字兵”式微，各个派别的红卫兵及其工矿企业、人民公社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其宣传队里最有效率的乐器还是手风琴。他们走街串巷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宣传自己派别的观点，进而抢班夺权……
在文革的全过程中，无论工作组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夺权时期，还是“三支两军”时期、“复课闹革命”时期、上山下乡时期，手风琴都是音乐生活中革命工具中的工具。70年代初开始，音乐艺术院校陆续复课，推荐入校的“工农兵学员”以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为己任，在键盘乐器中许多以学习手风琴为主。
文革中，运用国家机器进行动员、发布指令的大型文艺活动起码有两次。一次是普及“革命样板戏”。在军队，师一级的建制都成立了文工团演戏，有的甚至在团一级都有演出分队。在地方，但凡有点规模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都组建了宣传队，脱产排戏，进行文艺宣传和红色文艺普及。那样的风气下，手风琴自然是抢手货。到1970年，仅上海产“百乐牌”手风琴的产量，已经达到1万台，⑾还供不应求。
另外一次是国务院文化组组建“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辑出版冠名为《战地新歌》的歌集。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集。其后1年出1集，一直出到1976年，共出5集。后两集改由从文革前的“音乐出版社”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单位出版。这批歌集的出版又为手风琴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不仅伴奏，根据歌曲编创的独奏也应运而生。如1974年第三集上的《我为祖国守大桥》，被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曾健于1975年编创为独奏曲，其中抖风箱技巧的运用和用七和弦模拟火车奔驰的轰鸣声，都成为演奏的时髦。用手风琴伴奏的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真像一对亲兄弟》《一路行军一路歌》《一壶水》等一大批曲目也广为流传。从1975年开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还以活页、单曲的形式，出版了一批手风琴演奏曲目，如杨志华编曲的《打虎上山》、曹子平编曲的《快乐的女战士》、曾键编曲的《飞速前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