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的群众歌咏活动中，手风琴又一次显现出方便、迅捷的“轻骑兵”作用，压倒各种各类乐器，出尽了风头，充当了伴奏的最佳工具。这期间，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在这样“迁徙”式的运动文艺中，钢琴、风琴是带不走的，惟有手风琴显示威力！新社会不仅要建立计划经济的基础，而且要在上层建筑培养“兴无灭资”的“新人”。1963年，以“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为标准的新人被塑造出现了，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徴调式歌曲，在节奏分明、音色嘹亮的手风琴伴奏的烘托下，唱遍中国大陆。其后的一批应景新歌，大多也用手风琴伴奏。那是个新人辈出的年代，王杰、麦贤德、欧阳海、龙梅玉荣……不少出自军队。这可忙坏了手风琴，拉得震天价响！ 图6:中南音专合唱队在手风琴伴奏下歌唱大跃进
“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最早是团中央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提出的。随着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兴无灭资的提法和做法更甚。1964年第1期的《人民音乐》发表《兴无灭资是音乐理论批评的战斗任务》的文章。此时，中国和苏联已经交恶，昔日的老大哥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曾经深刻影响民众的文学和音乐此时不仅已经式微，而且其“流毒”也开始一步步清除。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做出“两个批示”，对文化领域的所谓“封资修”问题进行棒喝。1964年11月19日，《人民音乐》发表安波、时乐蒙、李焕之联合署名的文章《紧握革命的音乐武器，为兴无灭资而战斗》。
此情此景，“封资修”的音乐被进一步压缩了。1967年4月，被革命的高压挤出中国大陆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中国，除了一九六二年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外，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被禁止，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作曲家的作品也被禁止，只有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其它古典作家的作品能够演奏。到一九六三以后，西方音乐则全部被禁止了。”[15]
做法越来越极端，直至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事——一些音乐艺术院校甚至砍掉了西洋乐器专业。武汉音乐学院前身的湖北艺术学院就在1964年新的招生季停止招收钢琴、小提琴、西洋管乐等西洋乐器新生，教授西洋乐器的老师一律要改学民族乐器！
不过，也有例外！同是西洋乐器，惟独手风琴逃出劫数——这与发出什么音色无关，与审美无关，仅仅与实用有缘。湖艺一些钢琴专业的老师，因为形势的需要，因为上山下乡的需要，也不得不改拉手风琴。
1965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为首的一首是刚创作不久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团结就是力量》……这些歌谱迅速刊印下发，手风琴再一次派上大用场。同年，周恩来总理向文艺界发出“向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习”的号召，内地各级各类文艺团体再次组成文艺小分队，背上手风琴，上山下乡。⑨
此时，中苏两大革命魁首已经彻底交恶，文化的交流业已逐步阻绝。在正式场合，中国的手风琴已经不再演奏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苏俄作品，改由极少量的中国独奏曲和大量的伴奏曲充填，从而逐渐完成了手风琴音乐的“中国化”。这个中国化首先是在军队文工团实现的，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军队的演奏家们就陆续改编、创编了极少量具有民族风格的曲目，并编配了大量伴奏曲目。在地方上，1964年，天津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王域平、张增亮创作了民族风格比较成熟、在当时来讲技法相对全面的手风琴独奏曲《牧民歌唱毛主席》（文革后改为《牧民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