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庭成员学习音乐的逐渐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社会音乐考级活动在各地陆续展开。手风琴是各地最先开考的科目之一。如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和武汉音乐学院联合组成的考委会于1991年开始音乐考级，手风琴是最先开考的少数科目之一。北京、上海等地手风琴考级的人数更是洋洋大观。
奈何，好景不长。当百花真正开放的时候，一花独放的局面很难支撑长久。以手风琴的产量为例，1980年，上海产百乐牌键盘式手风琴的产量达到2万台；1988年，其产量和销售量更是达到创纪录的5.3万台。但其后迅速逆转，到1990年，产量下降到2.23万台。⑿两年间的落差几乎是50%！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专业的音乐艺术院校里，有一批在恢复高考时靠手风琴技巧入校的学生改学钢琴，甚至留校任教手风琴的青年教师也开始恶补哈农和车尔尼，跻身钢琴教学的队伍。
显然，新时期以来，键盘式手风琴率先独领风骚，继而电子琴异军突起，终归钢琴大放光彩。手风琴逐渐家道中落，以至于大众传媒也在哀叹这种现象。2007年，《瞭望周刊》第20期刊出《手风琴兴衰录》一文，文章认为，“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学习手风琴的人数逐年减少，手风琴逐渐淡出了主流音乐舞台。”
尤其是，手风琴本身的运用风向变了。随着留学人员的逐渐学成回国，随着国内对手风琴演奏技巧要求的提高，对多样演奏风格、多种曲目要求的意愿日益广泛，因而对手风琴本身硬件的要求也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成熟的自由低音键钮式手风琴在中国的专业音乐院校开始尉为风尚，渐而形成学科，即或向社会弥漫。只是这种琴造价昂贵，甚至一台舶来琴的售价就抵得上数台钢琴的价格，因而不仅让许多社会人士望而却步，也使不少专业学子望洋兴叹。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创的中国乐器制造业里没有制造这种琴的传统和工艺，自由低音键钮式手风琴的完全国产化还在进行中。在许多院校，还是以键盘式手风琴的教学为主，倒是国产小型的“半巴扬式”（右手为键钮式，左手为传统式）手风琴在社会教育中逐渐赢得一些声誉。
2011年10月在上海举行了“第64届世界杯手风琴锦标赛”。要是过去，怎么说都是音乐界的大日子，但这场为期一周的盛会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和影响，淹没在形形色色的流行艺术与娱乐节目中。
可以肯定的是，手风琴成为“革命时代的里拉琴”的地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回归到乐器族群中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在疾风暴雨般的中国革命时代出现的那样普及、那样流行的状况是不会再次出现了。而这，正是一种乐器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风景。
五
当革命的风暴呼啸而过以后，我们终于可以阖上风箱，仔细地想一想了。为什么一种在西方的颇为世俗和大众化的乐器，可以充当中国革命的“里拉琴”？
答案并不难寻找。
辛亥革命以降，按照正统的教科书，中国疾风暴雨的革命时期可以分为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么个几个阶段。手风琴最迟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国革命。
革命是要求单一目的和共同信仰的，是需要煽动起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同心干的。这就依有效的宣传。古汉语里，“宣”与“传”各自单独使用。前者的原意为“畅达”、“普遍”、“公开”等，后引申为“发泄”、“发扬”、“宣布”等。后者是个简体字，通“傳”，《说文》释意为“遽也，驿递日傳”；《正韵》释意为“授也，续也，布也”。《三国志》中“蜀志·马忠传”一文将两字连用，“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即便联用，此处显然也不能将两字串在一起解释。因此，在中国旧有词语中，没有与现今“宣传”相对应的词组。精通日语的周作人认为“宣传”一词来源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周作人将1940年至1944年写的17篇短文辑录为《药堂杂文》一书，其中写于1940年7月的《宣传》一文，认为“据说原语系从拉丁文变化出来，原意只是种花木的扦插或接换罢了，后来用作传道讲。普罗巴甘大（propaganda）这字始于一六六二年，⒀就是这样用的，再从宗教而转成政治的意味，大约就不是什么难事。中国从前恐怕译作传教传道之类吧，宣传的新意盖来自日本，从文字上说拟是混合宣传讲道而成，也可以讲得过去，在近时的新名词中不得不说是较好的一部类了。”
